近日，沙巴马来西亚大学一位马来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做出向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致敬的手势，引起一阵哗然，就连吉隆坡的德国大使馆也不得不发文告谴责其行为。

纳粹党曾经在欧洲大陆造成生灵涂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其不光彩的历史是战后历届西德政府严肃正视的，例如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在德国境内是禁书，任何收藏或传阅者皆会面对法律制裁（直到2016年才有条件允许出版解说版本），也不能展示或佩戴任何与纳粹有关的图像或符号；前东德因为是共产政权，仅把纳粹主义归咎于“资本主义”而缺乏深刻反思，以致两德统一以后出现大量仇视外国人，号称是新纳粹的年轻人。

虽然建立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的以色列为了向穆斯林世界释出善意，曾经在1957年支持马来亚加入联合国，此举却没有换来回报，往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始终支持巴勒斯坦，拒绝承认以犹太复国主义立国的以色列。

尽管如此，早期的马来西亚政府并不至于“逢犹太人必反”。例如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儿子就曾在1968年以商务代表团身份造访以色列；1969年，马来西亚也曾为了主办1974年的亚运会而尝试争取以色列支持。之后的拉萨和胡先翁政府延续了不承认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但大体上没有所谓的“反闪”立场或言论。

“反闪”的意思是“反对闪族”（antisemitism）。闪一字源自于犹太教经书里面的闪（Shem），即诺亚的儿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始祖亚伯拉罕（Ibrahim/Abraham）的后裔，在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记和历代志里面皆有记载此人；伊斯兰教也奉其为先知。

因此，闪族应该包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含巴勒斯坦人）。但如今西方国家于“反闪”的定义仅限对犹太人的仇视，将阿拉伯人排除在外。例如英国工党领袖科宾就一再被媒体指责对党内一些针对犹太人的反闪言论视而不见，被迫就此道歉；同一时候，阿拉伯人则被归纳入穆斯林群体，一旦遭歧视或排斥则是“反伊斯兰”（anti-Islamic），事实上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英国甚至还有不少为阿拉伯基督徒而设立的教会。

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从不承认以色列到反对犹太人，始于1980年代的马哈迪政权。早在他还是副首相之时，就曾于1981年1月在沙地阿拉伯的一场演讲中呼吁“以武力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两年以后更发表”“犹太人和以色列垄断国际媒体”的言论。

往后的年月，为了巩固其“伊斯兰领袖”的地位，马哈迪持续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与全球的犹太人联系起来，实行集体惩罚（collective punishment）；不谴责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帮凶。例如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后，他不断重复以犹太裔货币炒家索罗斯（George Soros）为首的犹太人阴谋论，借此为本身的政策失误开脱。

除此之外，1980和90年代马哈迪和安华领导下的马来西亚，经常在巫统控制的媒体上将犹太人形容为贪婪的族群，党大会上甚至曾经免费派发亨利福特针对犹太人而写，分析犹太人族群个性与思维的“国际犹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一书。

这种将犹太人集体妖魔化的行为终于导致两代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对犹太人产生愤恨，马来文里头的Yahudi一词也因此沾上了极度负面的色彩。槟城曾有一条路名为Jalan Yahudi，后来被“正名”为Jalan Zainal Abidin。马来半岛的犹太人遗迹如今仅存乔治市的一座犹太人墓园和已经被改为商店的犹太人会堂。

我并非认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但我们应该慎防的是将一个政权的罪责普及化，逼使个人承担。

因此我支持两国方案，在现有的土地上同时存在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毕竟我们不能因为立国犹太人驱赶巴勒斯坦的罪行而集体惩罚后来的犹太世代；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穆斯林政权的暴行而将要求所有穆斯林负责。

职是之故，我向来反对因为以色列的罪行而肯定希特勒的大屠杀，那是对正义理解上的彻底扭曲，只会徒增更多仇恨。

即使我这样同时顾及以巴双方的立场，在很多本国穆斯林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例如曾经有一个与我同台，谈论以巴问题的马来青年因为我的观点提早离席抗议，足见在几十年巫统/土团/马哈迪为了政治目的而操弄以巴问题之后，喝狼奶的一代已经长大。

明白了这段历史，我们又何必对在沙巴马来西亚大学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