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甁装旧酒:马哈迪的威权-新自由主义


唐南发

马哈迪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还包含了威权主义,一方面引进外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压制劳工阶级。(档案照:透视大马)

财政部长林冠英最近很忙,忙着推广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近日更宣布财政部会与卫生部合作,引进更多私立医院,“希望借此降低医疗费用,同时为果然提供政府医院以外,其他可负担的选择”。

其实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政府医院的素质,提升医疗人员的待遇与福利,让民众享有优质而低廉的服务,而非过度发展私立医院,间接导致政府医院人材流失。

我联想到1990年代我国私立学院蓬勃发展,既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国立大专院校非土著学额不足的政治问题,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不久前教育部长马智礼也表示其部门将透过宣传,鼓励欧洲人到马来西亚“游学”,因为此举不但达到学习的效果,又可推介本国文化,教育与旅游兼得。

当然,欧洲人来马游学拿的不是奖学金而是自费,而马来西亚无论国立或私立,外国人的学费都不便宜,加上生活开销,总数相当可观,政府以游学之名行赚钱之实,不言而喻。

前两天,高教局以课程内容不实际、与职场需求脱节、毕业后也难找工为由,宣布取消19所公立大学的38项以科学及工程系为主的学士与硕士学科,并已不再招生,被牺牲的科系居然包括教育系、数学系、辅导系和经济系。

原来大学教育只求出路而非树人,这不叫荒谬,什么才是荒谬?

归根究底,马来西亚自1980年代开始就在马哈迪领导下成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忠实信徒。

新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在于推动公共领域市场自由化,从而减少政府的开销,因此从教育到医疗都变成一门大生意,私立学校和医院雨后春笋般冒起。

马哈迪干脆大量引进印尼和孟加拉劳工,因为他们工资低。(档案照:透视大马)

回顾历史,马哈迪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还包含了威权主义,一方面引进外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压制劳工阶级,媒体,在野党和公民社会,减少它们对落实国家“现代化”议程的阻力。

例如他为了讨好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一直不批准电子业工人成立全国性工会;直到1987年10月发生茅草行动,包括工会和社运人士在内的106人被捕以后,国际劳工组织和西方工会施压美国政府撤销当年给马来西亚的低进口税优惠,马哈迪才通过当年的劳工部长李金狮宣布允许厂方自行成立内部工会(in-house unions),但这和影响力以及谈判筹码更大的全国性工会是两码子。(见 Jomo K.S. & Patricia Todd: Trade Unions and the State in Peninsula Malaysia, 第153和154页)

后来,马哈迪干脆大量引进印尼和孟加拉劳工,因为他们工资低,又因为人在他乡面对种种限制而不会像本地劳工那样动辄要求加薪或罢工。

依赖廉价劳力一直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国家之间以压低成本来相互竞争,形成所谓的“逐底竞逐”(race to the bottom),东南亚最明显的就是马来西亚和泰国过去二十几年,移工被剥削甚至虐待的个案有增无减。

但马哈迪至今仍拒绝调高工资,也不听从国家薪资咨询理事会的意见大幅度提高最低薪金。纳吉政府在2012年宣布落实最低薪金制之时,马哈迪还强烈反对。

上届大选这么多人把票给了希盟,尤其是华裔,图的不过换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档案照:透视大马)

马哈迪特色的威权-新自由主义同时也以“市场效率”之名削弱政府官僚体系,例如在首相署内成立经济计划单位,规划和执行私营化等大型项目,结果变成恩庇政治,寻租和朋党经济的温床。这个单位虽然在509以后归入马哈迪心腹阿兹敏掌管的经济部,其实功能差别不大。

当然,马哈迪也不全然相信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竞争,例如国产车就是保护主义的样板,全民买单;而1998年经济风暴之时,他儿子所拥有的财团都在政府首要拯救的名单上面。

马哈迪曾经在1991年的一篇演讲中表示每个人的努力,成长背景和个人偏好不同,因此不可能同样富裕。他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他的子女们确实都赢在起跑点,我们望尘莫及。

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上届大选这么多人把票给了希盟,尤其是华裔,图的不过换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

孰知将近一年半以来,号称“亲民”的希盟政府在马哈迪强势回归以后,只能一再推出比国阵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当初听信大局而拒绝社会主义党那位舍弃私立医院而选择到政府医院行医的古玛医生的选民,我不晓得他们心里可曾后悔。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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