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过去两周的反《逃犯条例》大示威，再度引起本国华裔网民的论战。反对港府修法者支持港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行动，赞成者则提出此举或涉及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企图分裂中国。前者被标签为“慕洋犬”(不认同，但这个词有创意)，后者则是熟为人知的“中华胶”。

追根究底，曾经那么热切上街要求还政于民的华裔选民，在香港人表达同样诉求的时候却“晓以大义”甚至批评他们不以民族利益优先，说明这些人真正信仰的未必是一度让他们感觉良好的民主自由，而是寄望改朝换代以后华人能够真正当家作主，亦即族群利益大于一切。

所谓的新政府并未展现出改革的魄力，在涉及土着与伊斯兰教权益的课题上更是持续保守，难免让当初寄以厚望的华裔选民失落。长期处在政治弱势，经济权益也日益萎缩，就容易助长寄望一个外在而强大的中国来保护自己的心态。姑且称之为大中华情结，简言之是个构筑出来的共同体，单纯地相信一个大一统而复兴的“中华民族”成员，无论身在何地，彼此休戚与共，形成“命运共同体”。

这个梦想之所以在中国千里之外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产生回响，自然和华裔无法在这个国家占有主导优势甚至面对制约的现实环境有关；把它放到新加坡或台湾就不见得有效，因为这两个国家不但存在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政治和经济上也有主导权。当然，台湾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文化上，马来西亚华社无法与中国彻底切割是事实，也没必要刻意切割。但期待一个具有文化亲和力（cultural affinities）的国家扮演“带领出埃及”角色并非华人世界独有的现象。

为了强化穆斯林的恐惧心理而发表伊斯兰世界合一(perpaduan ummah)以免沦为别人鱼肉的言论我们听多了，从马哈迪到纳吉再到马哈迪都老调重弹多年，也就不赘述。

英语世界其实也存在这个现象。带领英国战胜纳粹德国的邱吉尔首相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在一篇题为《和平砥柱》 (The Sinews of Peace）的演说中提出“英语民族的手足联盟”的概念，呼吁大英帝国，英联邦和美国形成特殊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安全与繁荣，以此回应苏俄的挑战，这就是知名的《铁幕演说》。

邱吉尔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英国战后经济沉疴不起，接二连三丢失殖民地，英镑不再主导世界经济，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加速帝国的瓦解。尽管如此，英国保守党的右翼政治人物向来满怀恢复英语民族霸权的理想，或称“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 ，澳洲两位前总理霍华德和阿博特也都是拥护者。

例如撒切尔夫人就曾在1999年的党大会上宣称“相比于非英语的欧洲，以英美为主的英语世界为本世纪带来更多的成就”；而前脱欧部长大卫戴维斯则说过“脱欧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建立与英联邦以及英语世界的强大联系”。至于目前竞选保守党党魁一职，一旦成功即接替首相职位的约翰逊则也曾说“当初加入欧盟是对澳洲和纽西兰的背叛”等言论。

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来自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力更让中下阶层的白人深感经济压力。在政治精英拿不出对策而被视为叛徒之时，这些人只能寄望强大的美国为英国带来一线生机，而代表着英语世界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就成了他们寄望的对象，两次访问英国都形成一股旋风。

但这种虚幻的大一统梦想始终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大中华主义如此，盎格鲁文化圈亦如是。虽说是民主自由，拥抱特朗普的英语白人社群其实更注重如何提升本身的经济地位，根本不在乎这位丑闻缠身的总统如何不尊重女性或少数族群。盎格鲁文化圈之梦凸显的其实是一种对失去优势地位的焦虑和恐惧。

回到马来西亚，部分华社因香港政局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大中华情结不只说明他们将族群利益摆在最前面，本质上和马来人捍卫土着权益相似，只是权力不在自己手上而已。这也显示了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发展缺乏信心，改朝换代并未化解他们身为二等公民的焦虑和恐惧而把希望投射在中国的强大，尽管那并无法解决少数族群在国内所面对的困境。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