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太平新板新民华小将一栋行政楼命名为“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行政大楼”而引人非议，事情发展至今事关政治作祟，然而以人物和华教先贤命名教育大楼，在华人社会并不是新鲜事，反之揭露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教育体制中，我国华小是最特别的制度。

由于政府是以国小优先政策，华小需要自购土地筹款建校。时移世易，有些大型发展商会把土地捐赠兴建华小或建筑经费，自然做好事就要存好名，学校会把捐献者作为大楼、教室、图书馆和礼堂都有表扬捐献者的牌匾。

所谓的教育捐赠是捐赠人为资助教育事业，以非赢利性方式自愿将其所拥有的财产赠与教育机构管理使用的行为。不仅仅是东方社会，教育捐赠在西方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社会捐赠已成为西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以美国为例，高校捐赠历史悠久。

本地华人大多存在谦卑和感恩的心，对捐赠者心存感激表扬最佳方法是“名流青史”，若经过华小停下脚步看看，学校内的大楼、图书馆、教室和多用途礼堂，都有慷慨解囊的热心人士大名。国内的一些热心教育的大慈善家，一声捐款就是10万令吉、20万令吉，一些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为履行社会责任都会一掷千金，100万至500万令吉不等，履行社会责任可获得免税且擦亮企业品牌，何乐而不为。

为何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需要靠自己？事关华小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获得政府公平拨款，教室、礼堂和图书馆的软硬体设备维修费，从过去60年前就一直受到华教热心人士慷慨解囊，一步一脚印去募款得来。近年来，在各界不断申请和公开呼吁下，盼到政府关注制度化，换了政府后，有望看到对更多的华小制度化拨款。

董总主席陈大锦告诉《透视大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捐赠者的善行是为延续华教事业。

“不仅仅让捐赠者名留学校，还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华文教育自强不息延续下去。我们也盼望政府可以公平对待，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毕竟，华小为国家培育不少人才，值得受到关注；如今政府开始制度化拨款，独中也有获得拨款，这是值得嘉许。”

他说，要筹建一座学校不是靠个人或两个人的力量，是社会大众及热心教育人士的踊跃捐款，因此华校有捐献录并不奇怪，也不是为让个人留名而特别表扬，将其名字刻印在大楼、图书馆和礼堂。

“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捐款数额高，一些校友在毕业后有能力也会捐款，有些民众50令吉、100令吉乐捐，都是出自对华教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视此行为是回馈学校，这些捐款也协助不少清寒孩子升学。”

他强调，华人传统优良美德应表扬和延续，正如延续华教事业一样。

他说，不仅是马来西亚的华教，在台湾和中国的学校，也有特制作捐赠者的牌匾以及名字命名图书馆，只是马来西亚会将捐献者的善举“发扬光大”，善心人士的名字命名大楼和礼堂。

一名学校行政人员透露，学校一直以来都会把捐献者的名字刻印在图书馆、礼堂、教室和大楼外观，至于名字“大小”都是由款款数额，以及董事部决定。

“就好象庙宇捐款一样，善心人士捐钱一转一瓦来兴建庙宇，在华人社会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她感叹华文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需要靠华社捐款来兴建硬体设备，无可否认一些学校兴建有冷气的多用途礼堂，不过，这也是学校自供自足的表现，出租礼堂可以筹得经费来做建校基金，也可以补助清寒学生。

一名匿名校长受询时说，华小以捐献者命名已是司空见惯，大多数是董事部的安排。

“一些人会希望捐款后同意将名字作为表扬，也有一些低调捐献者，不想高调也不会建议让自己名字留下。也有一些学校是已经规定好，捐献者都会列名，并不是个人行为要求。”

我国华小有许多附属机构，例如董事部专门负责学校的硬体建设与维修。学校行政由校长与老师负责。所有涉及老师与学生、家长利益的事项与活动由家教协会负责。校友会则通常负责联谊，尤其是筹款活动校友会可说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另外某些活动，例如运动会、杰出学生表现奖励、教师节或是退休等等都由三大机构共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任何爱心行为从来不是被强迫出来的表面行为，而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自愿自发行为，尤其是学校的组织和倡导，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倡导和组织应该不具有强制性，爱心是没有前提条件和条款限制，不过，有在职教员透露，不少学校会让学生带回捐献卡给家长乐捐，甚至有一些会“暗示”款额，例如在50令吉或100令吉，让不少家长和学生感到为难。

以教育显现命名除了是学校硬体设备外，还有一些华小直接是以人命名，例如前朝政府早前宣布要增建10所新华小，其中9所是以大马华裔先贤命名，9位皆已作古的先贤是陈嘉庚、丹斯里郭鹤尧、拿督沈慕羽、敦李孝式爵士、敦林苍佑医生、敦翁毓麟、拿督谢华、丹斯里李莱生，以及朱运兴。

这些先贤是我国独立前后，在政治、商业和教育领域德高望重的领袖，有些也曾担任过政府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