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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当今政府似乎仍然认为从书店充公书籍来防止传播，尤其是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是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

内政部官员最近没收了独立书店文运书坊（Gerakbudaya）8本用中文书写有关马来亚共产主义叛乱的书籍。

据内政部长赛夫丁纳苏申，当局是在接获公众投诉这些书籍内容违法的情况下没收书籍。

不久前，通讯部也有同样举动。

8月中旬，内政部充公了隶属吉隆坡本地作家本茨阿里（Benz Ali）的人民书店（Toko Buku Rakyat）中的两本书。

这些甚至不在禁书名单上的书是罗宾斯莫尔（Robin Small）著作《马克思：革命教育家》的马来文翻译版“Marx Sang Pendidik Revolusioner”和书店老板本茨本身的作品《自慰诗集》“Koleksi Puisi Masturbasi”。

然而，用英文书写的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似乎没有受到政府的关注，个中原因只有该部才清楚，马来西亚人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不佳是否其中原因。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去年8月，该部根据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禁止销售带有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 (LGBTQ) 主题的Swatch手表及其相关材料，包括盒子、包装纸和配件。

2015年，时任内政部长禁止净选盟4的黄恤衫。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昌明政府，尤其是内政部，不会对某些特定印刷题材的投诉采取本能反应。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一个有改革理念启发的政府理应有足够的勇气，打破过去由冷战恐惧引发的做法。

改革主义议程将确保现任政府愿意逆流而行，不扣押或禁止此这类阅读材料。

除了这些材料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之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共产主义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不具吸引力。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在这里提倡或纵容共产主义。

我们所说的是，改革派政府应该开放讨论一些被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想法。

这种方法将为人们提供机会来明智判断他们对某些想法的好坏。

这不同与审查制度，公开的文明对话有助于避免普罗大众陷入愚昧，启迪民智。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极端主义思想或是因无知而产生。

如上所言，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应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面对某些方面的阻力，有时需要你开拓一条道路才能为社会带来改变。

正如首相安华早前指，某些改革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型，但至少某些类型的改革是“唾手可得的成果”。

首先，政府应该考虑废除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并审查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和1948年煽动法令，而这些都与讯息和言论自由有关。

此外，这还加入首相、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的10年任期限制等重大改革。

这还得向所有国会议员提供公平的资金，他们不必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而改变政治立场。

在上次大选中投票支持改革的人希望至少能够尽快采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