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漫画书作者梅志民（Cheeming Boey）的漫画书《When I Was A Kid 3》，因为其中一副漫画被指涉嫌歧视印尼家庭工（即通称的“女佣”），引起印尼方面强烈抗议。

尽管作者表示他无意冒犯任何人，并向他无心伤害到的人致以歉意，仍无阻马来西亚内政部下令禁售。

其实，早在三个月前的六月底，已经发生印尼公民团体针对梅志民的作品，在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聚集示威，并获得当地媒体报导 ，马新社也转载相关新闻。

当时我马上向在马的印尼移工组织了解情况，请对方发给我引起争议的漫画。看过之后，我个人的评断是作者未必有意侮辱印尼家庭工，但他画作的顺序 - 父亲要他去后院看猴子，结果只看到家庭工，然后见识到对方快速爬上椰树的技能 - 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我只是意外隔了三个月，才引发内政部关注并将之列为禁书。

我当然反对政府动辄动用恶法，也不认为禁止贩售就能纠正社会上的偏见或歧视，正如取缔在野党的社交平台并不能阻止极端思想扩散，而是鸵鸟行为。但印尼公民团体这次的激烈反应，甚至可说是过度敏感，追根究底，原因在于长达30年来，马来西亚社会不断发生虐待印尼女性家庭工的案件，却经常司法不彰（例如2018年死于非命的阿德丽娜），或当局执法不严，以致虐待或强迫劳动的事件层出不穷。

即使今年初，新任首相安华选择印尼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并谈及其政府将加强保护在马工作的印尼移工，至今仍未见到政策上的改革，众多印尼公民继续成为不法中介的受害者，特别是家庭工。

马来西亚各个产业高度依赖移工是不争的事实，但社会上仍然对各国工人存有负面情绪。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发布过一份关于移工观感的调查，其中56%的反馈者认为马来西亚不需要低技术移工（纵使我们的嘛嘛档和咖啡店离不开印度，孟加拉或缅甸移工）；68%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威胁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生活（即使我们连找个本地技工修理水管，他也很可能带上一个或两个印尼或孟加拉助手）；83%的反馈者相信移工是罪案飚升的主因（尽管当时内政部坚持外国人干案的比例只占了所有犯罪率的大约1%）；47%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对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负担（但我们忘记雇主们经常因为人手不够而呼吁政府放宽移工政策）；44%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工作操守不好，因此不能信任他们（少了他们，很多手套工厂恐怕要关门大吉）；58%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和本国工人不应享有同工同酬同福利（我们却漠视他们所从事的几乎都是本国人所不屑的工作）。

政府方面，从吉隆坡的大众运输不允许外国人购买廉价月票，到号称精明的雪州政府向搭乘免费巴士的外国人（其实就是针对外劳）收取车费，都在助长甚至迎合民众对移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再重申：我反对内政部把梅志民的漫画列为禁书，因为这无助于建立一个更为知性和尊重人权的社会；相反的，梅志民自己脸书上读者尽是替他喊冤的回应，充分说明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印尼民众反感的原因，而历任政府公民教育方面的失败和政策上的失误，导致马来西亚民众缺乏自省的能力。

这就回到我上一篇文章的结论：一味追求成为高收入国家，却不在本质上改革，最终再如何富裕，也还是个心灵贫穷的社会。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