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长拉菲兹本周于国会总结《第12马来西亚计划》中期检讨之时，提醒国人“政治分歧或导致马来西亚无法达到高收入国的目标”。

其实他是意有所指，暗示在野党若阻挠政府朝这方面努力，最终全国人民将付上当不成高收入国国民的代价。讽刺的是，2018年以前，时任首相的纳吉也放眼第三个任期内，马来西亚成为高收入国，却在那年的大选败北，“罪魁祸首”正是希盟。

根据世界银行当前的定义，凡于2023／24年间，年均收入达到13845美元的国家，即属于高收入国，马来西亚目前的年均收入为11972，看似距离目标不远，从马哈迪的宏愿年代起，就一直与之失之交臂。

早在1996年，马来西亚就以3000美元的年均收入，挤进所谓的“中上收入国家”（upper middle income country）的行列，却从此困在其中，将近三十年都无法成为高收入国。

这个困境的负面影响，除了人民薪资长期停滞之外，也让马来西亚无法享有更多联合国或欧美国家给于中低或低收入国家的补助或税务优惠；巫统一党独大的时代，许多本国非政府组织除了面对党国打压限制，也因为马来西亚属于“中上收入国家”，被国际视为有能力自给自足，难以获得先进国家的资金援助，长期处于捉襟见肘，壮大不易的状态。

因此，吉尔和卡莱斯（Gill & Kharas）于2007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摆脱不了这个诅咒的国家，就无法进入“发达先进”的“高收入国”，马来西亚正是其一。“陷阱”两个字意味着停滞不前，却又不能反映现实，毕竟马来西亚从1990年代以来虽然经过多次经济困境，民众仍然可以感受到实质的经济成长，物质生活也确实有所提升。

也许我们注重的不应该仅仅是人均收入，而是社会和人类发展是否与之并进。例如新加坡早在1978年就成为中上收入国家，并于1988年挤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至今仍是东南亚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先进国。

1978到1988年的十年间，正是当时住在柔南的我经常越过长堤去逛街，游泳和买书的年代，当年两国币值差距不大，亲眼目睹那时的新加坡已经拥有全面的都市规划，完善的巴士服务，高素质的教育体系和世界级的医疗系统。

除了新加坡，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发达国家，曾经也经历过中等收入的阶段，但它们当时的国民素质好太多，都市规划，教育水准和公共建设也堪称世界一流。

反观马来西亚，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年，教育素质不升反降，公共交通乏善可陈，政府医院百病丛生。姑且接受新加坡是小岛国，易于管理，但即使我们把范围缩小到“首善之都”的吉隆坡和八打灵再也，同样惨不忍睹，尤其是人行道残缺不全，马路坑坑洞洞，低收入者，难民和移工群体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

前几天曼谷同事来出差，看到我们办公室所处的Semantan地段惨如战区，市政局可以为了配合一座商业和购物大楼项目，批准兴建汽车天桥，同时为了扩建马路，占用原有的人行道，整个环境乌烟瘴气，她深觉不可思议。

这样的情景，在巴生谷多个地区上演，不是建大楼商场公寓，就是建收费大道，生活品质每况愈下。

此外，我们缺乏人文素养，几乎到了国耻的程度。被开了超速罚单的巴士或罗里司机照旧上路飙车，恐怖车祸一宗接一宗，说明行贿私了的作风已形成国民文化。执法不严也助长随意扔垃圾和胡乱停车的陋习，卫生意识低落，最常见就是许多咖啡店和茶餐室的雇主不给员工提供体面的制服，于是服务员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只是错不在他们，而是缺乏公共意识或斤斤计较的老板。

马来西亚历届政府执意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社会和人类发展却极为落后，贪污，受贿和朋党经济都是常态，马哈迪到纳吉任内才会爆出一宗接一宗的金融丑闻。

说到底，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劣质的中上收入经济体，不从根本上改革，只追求高收入，最终实现的不过一个物质丰盛，心灵贫穷的社会而已。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