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任首相当中，很多人只知道丘吉尔，萨切尔夫人，布莱尔以及被视为胡闹的约翰逊，但我个人最欣赏的是颇不为人知的梅杰（John Major）。

梅杰来自低下阶层，没上过大学，天生缺乏领袖魅力，却在讲究阶级背景的保守党里头以黑马姿态胜出，成为党魁。

梅杰从萨切尔手上接过新自由主义留下的烂摊子，逐步修复经济，废除不公平的人头税，鼓励创造金融以外的新科技产业以缩减贫富差距，以税务回扣方式鼓励雇主根据通货膨胀率调高薪金（但始终拒绝落实最低薪金制），相信国际主义，支持欧盟，并放下身段促进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我是这些进步政策的受惠者。

遗憾当年我没有投票权，否则1997年大选，我会义无反顾投他一票，哪怕他来自中间偏右的保守党。

上个星期听梅杰的podcasts，已经高龄八十的他思维依然清晰，针对每个提问侃侃而谈，将近两个小时的访谈几乎没有断句，令我折服。

梅杰最引发我思考的是谈及1992年大选，保守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况下以微弱多数保住政权，隔天他和败选的保守党主席彭定康 - 也就是后来的末代香港总督 - 深谈，两人都同意民心思变，保守党气数已尽，来届大选胜选的机率几乎零，因此必须把握意外得来的胜利，在仅有的五年时间完成改革。

职是之故，从1992到1997年，尽管他多次遭受党内反欧派议员刁难甚至羞辱，依然坚持做完任期，这份使命支撑着他的毅力。

1997年大选，工党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上台，但布莱尔接手的是一个低通胀，高就业率的繁荣经济。至今甚少人归功于梅杰。

梅杰惨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辞去党魁一职，完全没有拖泥带水。

我写了这几大段，不是为了硬把英国的情况用来解释马来西亚的政局，也不是胡乱借古讽今，而是要说明一点：任何政治领袖如果知道自己的任期有限，更应该拿出勇气，推动改革，把该做的都做好，至少为后人留下一些正面的政治遗产。

梅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尽管他在英国政治史上或许会被归类为失败的首相。

安华经历了25年的政治斗争，当中两度入狱，好不容易入住布城，至今仍欠缺改革魄力。

面对国盟以种族和宗教为幌子的策略，却选择配合对方的议程，在政策上越显保守。

过去半年一系列荒谬的措施，一方面反映安华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显示他患得患失，甚怕其马来人穆斯林的身份遭到马来社会质疑而必须强化之。

虽然提出了“昌明马来西亚”的概念，却无法有效向大众阐释，也缺乏鲜明的政策来支撑，既不如1990年代马哈迪的“宏愿”给人画饼充饥的希望，也不及纳吉《一个马来西亚》直白。

无法回应在野势力步步紧逼之时，竟然选择提告或封杀，还得到支持。安华对极右势力予取予求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对他打压言论的人反而被视为团结政府的绊脚石，可说极为讽刺。

随着丑闻缠身的副首相扎希于烈火莫熄25周年纪念当天被高庭宣判“获释不等于无罪”，安华政府的改革意愿已广受质疑，难怪被凯里嘲讽为Reformati。

接着沙巴巫统京那巴当岸区国会议员邦莫达被控收取280万令吉贿赂案，却摆脱表罪成立的判决，无罪释放，更是加深负面观感。

马来西亚过去几年的政治演变充分凸显理念退场，大局为重的现实，但所谓的大局，是否真的为了改革而忍辱负重，抑或保住权位，已说不清楚。

除了打着改革旗帜捞取选票的政治人物底线不断下修，评论圈也都争相带风向，让人看不清有哪些理念或原则依然值得坚持。

例如评论人潘永强在去年底安华宣布内阁以后，称赞扎希入阁是“作为杠杆，创造最大政治利益。。。耐心坚持，日本终于可以打败西班牙”，还把安华吹捧为印尼佐科威和新加坡李显龙之后，“可能是东南亚最具思想领导力的领袖”。

如今眼见安华行情不佳，开始批判他“右倾机会主义，打压华教，当红时与马哈迪吃香喝辣。。。短线操作”等等，完全无视过往对马哈迪和安华的吹捧，让人搞不懂所谓学者所持有的核心价值何在，抑或早已沦为政客的风向器。

马来西亚华社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跌宕，曾经充满期望也遭背叛，此刻应该痛定思痛，不要再随风起舞，而是寻回曾经的理念，严厉检视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表现。

即使未来依然阻挡不了所谓的绿潮，至少得督促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改革，当初投下的一票才算值得。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