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政府的内政部官员最近突击搜查了吉隆坡的一家书店，并没收了他们认为不适合公众阅读的书籍，这似乎有些离奇。

在没有事先通知和解释的情况下，官员没收了两本书：罗宾斯莫尔斯的《革命教育家马克思》（Marx Sang Pendidik Revolusioner）和书店老板本茨阿里的《自慰诗集》（Koleksi Puisi Masturbasi）。

当局是根据《1984年印刷和出版法令》（PPPA）没收有关书籍。

本茨阿里抗议官员的做法，他说，有关书籍并不在禁书名单上。

同样让他恼火的是，这起没收书籍的事件是在主张改革的政权下发生，这是一个丑陋的讽刺。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政府，但却有倒退的行为，这让人想起了国阵过去执政的糟糕时期。

这是因为在过去，印刷和出版法令被滥用于限制对执政者的批评和言论自由，这在当时受到了在野党的强烈谴责，他们甚至要求废除不民主的法律。

希盟曾在2018年的竞选宣言中，提出废除印刷和出版法令的承诺。

实施禁令通常与不稳定、不开明且专制的政权有关。

禁书令给人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最近被敦促要有批判精神和行使言论自由的大学生而言。

一个声称倡导言论自由和思辨能力的政府，应该为言论和文明对话提供民主空间。

此外，这对公众也有启发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理应被当作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士对待。

内政部此次没收的书籍并不在违禁物品清单上，这让一些人好奇，这次搜查是过分热心的官员杰作，抑或是得到了内政部长赛夫丁的认可。

不管怎样，部长欠本茨和公众一个解释。

此外，这样的行动也令人怀疑，“绿色浪潮”席卷马来选区之后，政府如今正在竭力打出其伊斯兰的旗号。

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全面看待当局禁止马来语（而非英语）的此类书籍的做法。

这显然不是鼓励使用国语的方式，特别是如果它是一种知识和智力交流的语言。

话虽如此，在一个点击一个按钮就能获取信息的互联网时代，禁止书籍和其他物品并不合适。

事实上，禁止书籍和其他物品往往会引起其他反效果，激起民众的好奇心。相关的物品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的焦点。

这次突击搜查是在彩虹手表禁令之后召开的。根据印刷与出版法令，有关手表被认为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的代表。

禁止令，并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