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庇护者逃离家园来准备前往第三国家，却因为各种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受困大马，漫长的等待让他们感到无比沮丧！

在受访的寻求庇护者当中，有者已经逃离家园长达15年以上，至今依然受困在大马，只因为我国的个人身份认证程序并不透明。

受访的38岁前淡米尔伊拉姆武装分子Thanujan（化名）指出，由于大马的这种情况，导致他15年以来只能以难民身份留在大马，面临各种未知的危险。

他披露，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所执行的程序并不透明。

“我在15年前参与淡米尔伊拉姆组织，后来因为斯里兰卡的威胁，我淘到了马来西亚。”

“通过面试后，我随即就获得了难民卡，不过因为我属于高风险类别，无法返回我的祖国。”

“自此之后，UNHCR还安排了还几次的面试，不过至今都没有下文。”

“如果我被送回斯里兰卡，我将身处危险之中，，如今我却受困在这里。”

“到底UNHCR的重新安置标准是什么？没有国籍、没有保障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

“等待被重新安置实在太累人了，至今还没有进展……”

除了Thanujan，另一名罗兴亚籍社运子札法阿末（Zafar Ahmad），在祖国和大马皆受到死亡威胁，也在请求庇护和重新安置。

身为马来西亚缅甸罗兴亚族裔人权组织（Mehrrom）主席的札法阿末坦言，他无法安全地在大马生活。

他说，在缅甸遭到暴力驱逐后，等了三年才得以安全地被重新安置在第三国家。

他也披露，他的许多同胞被安置在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遭遇了更惨的命运，有的甚至被杀害，包括一名跟他一样是社运分子的莫希乌拉（Mohib Ullah）。

“如果UNHCR不拖延，尽快安排重新安置莫希乌拉的话，他可能不会被杀害。”

“每天饱受惊吓，在创伤、监禁和抑郁中活了3年，日子非常痛苦。现实中我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监狱之中！”

他也指出，在毫无身份的情况下生活在大马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他必须人手现实中的恐吓、死亡威胁以及不间断的烧扰。

“尽管如此，这些却不足以让我有资格获得庇护和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家。”

他补充道，他在2021年被指控为罗兴亚难民争取公民权之后，他在大马的处境变得更糟糕。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家人开始收到死亡威胁，诽谤和骚扰，让我们深受创伤，也更沮丧。”

“我失去尊严、失去生活、失去家人、朋友、生计、自由、发言权和工作。”

他透露，每次他向UNHCR投诉时，都被告知他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因此拒绝他的申请。

“我想知道我没有达到哪些标准？从这个原本应该保障难民的组织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令人心痛。”

“我是一名穷人。也许这是我没有被考虑重新安置的原因？”

儿童被迫拿起武器

一名来自缅甸钦邦的社运分子詹姆斯巴威（James Bawi）也表达了同样的问题。

他说，一些与特定人物有关系的难民比较容易被安置到其他国家。

“跟我们一样属于高风险的群体很难得到安置，但对于那些有关系的人来说就很容易。”

詹姆斯巴威说，他从6岁起就因为生活艰难与母亲分隔两地；几年后他们所居住的钦邦出现冲突，局势日趋动荡。

“钦邦社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而大多数缅甸人是佛教徒。几十年来钦邦的社区都面临强迫同化，也因此引发武装冲突。”

“在冲突之中，年仅11岁的男孩们会被带出村庄，强迫他们成为儿童士兵。如果当时我还在缅甸，我可能已经手举武器了。”

詹姆斯巴威是在2010年坐船非法偷渡入境大马。

“据我所知，我们需要3天，透过陆路和海路才能入境到泰国，然后从边境入境大马。”

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踏上危险的旅程，是希望能够平安地生活。

尽管如此，他指出，他们在大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大马不承认难民，导致他们只能过着流亡的生活。

大马没有通过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或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向包括罗兴亚和钦族在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不过，詹姆斯巴威号召的行动成功让UNHCR在2019年维持钦邦社区的难民身份；他本身也为身在大马的钦邦族群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UNHCR早前一度停止了对钦邦族群的保护，因为有调查显示我们可以安全返回故乡。”

他说，在新闻报导揭露当地的真实情况后，UNHCR的决定才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