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1日，我国将最低薪金从1200令吉调高至1500令吉；时隔一年，基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名大学副教授日前就提议政府，应该再次调高我国的最低薪金。

尽管这名来自沙巴玛拉工艺大学（UiTM）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菲道斯苏费安没有在访问中表明，最低薪金应该调涨多少，但受访的业者们异口同声都不赞同，现阶段再进行调整。

大马中小企业公会总会长陈芳心受访时向《透视大马》说，调整最低薪金是一个好建议，但前提是，政府是否该先专注如何协助中小型企业提高素质、制度化和科技化？

“一旦中小企业生意提高，使国家改善经济后，方可提高最低薪金。”

他也说，如果现阶段最低薪金再调涨，外资也会被吓跑。

“因为薪金太高，外资就不会来投资马来西亚，宁愿选择去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

他指出，去年最低薪金才从1200令吉调涨至1500令吉，而通货膨胀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若再次调高，也会将通膨问题再次推高。”

他认为，现阶段政府应该专注在协助商家，以改善经济环境，直至3或5年之后，才来研究如何逐步调涨最低薪金。

菲道斯苏费安指出，调高最低薪金，才能让B40和M40群体应付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

“同时，借此促进经济活动和减少我国的贫困率。”

马来西亚建筑商总会总会长魏献勤说，增加人民收入应付高昂的生活开销，与对建筑业或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之间，应该取一个平衡点。

“调整最低薪金之前，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许多建筑公司还未完全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说，建筑业在疫情后仍面临各种问题，包括材料价格波动、劳动力短缺和疫情引发的合约纠纷等。

此外，他认为，要消除我国的贫困率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制定可持续的经济计划。

“比如，通货膨胀对人民的生活开销带来压力，就应该采取解决减轻人民负担的行动。”

他强调，持续调高最低薪金或不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最佳长期解决方案，因为会直接影响和增加经商成本。    

“其中，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最终成本将不得不转嫁给公众。”

马来西亚餐饮与娱乐公会副主席林建寿认同说法。他说，每当调高最低薪金，都会带来连锁效应和循环的影响。

“如果说，这次要调高20%的最低薪金，但我们的利润根本没有20%，又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他补充，当业者的生意成本提高，最终唯有转到消费者的身上。

不过，林建寿提及，从事餐饮业，薪水大部分都超过1500令吉最低薪金。

“以我的餐厅生意为例，我从2019年开始，就以超过1500令的薪水招聘人手。因为这也是餐饮业的门槛，如果太低是请不到人工作。”

他认为，政府若要协助有需要的群体，可以采取针对性补贴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津贴。

“因为在疫情期间，相信他们都曾向政府申请过任何的经济援助，政府也理应会有他们的资料。”

5月1日，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说，内阁将在下月开会讨论实施最低薪金制课题，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

他说，实施最低薪金制仍困难重重，而且执行起来也“焦头烂额”。

“因此在下月内阁会议，我们将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

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在去年5月1日生效，针对全国聘雇至少5名员工的雇主，至于聘雇少于5人的雇主，最低薪金制生效期已从今年1月1日延后至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