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我有好几次在路上被看似外籍人士，说着粗浅马来话的人问我是否有工作介绍；在社区群组里面，也不时有人提问为什么到处都是外劳，对此表示不安。

或许有些人曾经有过和我类似的经验，但甚少去追根究底。毕竟一般马来西亚人只喜欢追求三大种族和谐亲善的虚假感觉，对我们的社会日益多元，若非缺乏认知，就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1957年独立以后到1990年代以前，西马半岛外籍工人主要来自印尼，以及相对少量的泰国东北人和南部马来人，多从事农鱼和园丘业，也就是几万人左右；沙巴和砂拉越则有其本身引入移工的历史脉络，暂且不谈。

随着冷战结束，整个东南亚进入较为稳定的阶段，又正好碰上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产业因国内成本过高而大量外移，促成电子业和制造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劳力；加上当时高等教育已颇为发达，本国人民倾向追求高阶职业，有限的人口无法满足低薪的劳力市场，终于开启了大幅度引进移工的时代，除了印尼，还有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等。

双薪家庭日益普遍，也形成我们的社会高度依赖家庭工的现象，劳力来源主要是印尼和菲律宾。

缅甸则因为1990年军方再度严厉打压民主运动，政经局势严峻，大批缅甸人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途径到他国打工，后来也成为西马半岛主要的外籍劳力之一。

截至目前为止，西马半岛允许15个国籍的人士从事低薪或辛苦的行业（沙巴和砂拉越对此另有规定），相比于1990年代以前，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境况。

跨境劳力移民本就是人类历史重要的部分。但过去30年，外籍工人配额制度成了贪污的工具。尤其是内政部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长期掌握配额的最后决定权，并有权决定劳力来源国同时负责签发工作证，人力资源部最终只沦为劳动监督机构。

最为人诟病的是劳力输入私营化催生了大量的中介机构，有关系者很容易获得配额，甚至超过所需的配额或取得所谓的“特别批准配额”，以致很多印尼，孟加拉和尼泊尔劳工缴付了巨额的中介费，通过多余或“特别”的配额来到西马半岛，却发现没有工作而被迫自己去找工，甚至被中介逼迫从事非己所愿的工作，衍生了强迫劳动的问题。

这种以牟利为目的的聘用制度成了贪污的温床，也导致外籍工人成了受害者。印尼驻马大使何莫诺（Hermono）就说过，“政府部会和机构之间的官僚政治，还有各方透过代理人（proxies）扩大自身利益，是马来西亚移工困境的根源。”

对此，时任国会公账委员会主席的行动党籍国会议员黄家和曾于2020年公开建议杜绝中间人介入外劳聘雇程序，以及由反贪委员会介入调查，并获得曾经领导外籍工人聘雇制度检讨委员会的前任上诉庭法官希山慕丁尤诺士支持。

在西马半岛劳工局努力侦察行动之后，吉隆坡，巴生和新山过去两个月陆陆续续有印尼女工和孟加拉移工被救出，他们都是“特别批准”或“多于配额”情况下被带进来，或者被误导，先使用旅游签证入境再等待“中介“分配家庭工，结果全都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近日，反贪委员会还到人力资源部带走一名部长助理协助调查。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即將公布最新的人口贩运报告，马来西亚能否摆脱最低的第三级，政府的行动和决心非常关键，否则整个社会都将继续困在这个贪污的体制当中。

回到我文章的开头，那些讨工作或被视为“威胁”的外籍工人，其实很大可能是我們贪腐体制的牺牲者。再怎么不愿意容纳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們的社会承担了一定额责任。即使不伸出援手，以一份同理心对待而非污名化他们，是我們基本可以做的事。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