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怡保的一场分享会中，嘲笑民主行动党副主席倪可敏向来吹水不用本，无需数据也不必证据，信口开河。不出几天，他又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发表一旦希盟执政，“新加坡人来马来西亚做外劳”的言论，除了引起新加坡网民不满，也更加让人觉得他口无遮拦，不是领导国家的材料。

倪可敏和其他政客一样，被批评之后就说是媒体“断章取义”。但仔细看回当时的演讲，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应该确保换政府，陆兆福为民造福，张念群做部长，然后把马来西亚改朝换代，改过来，叫新加坡人来马来西亚做外劳，不是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做马劳，明白吗？”

这番话清楚明白，没有什么好扭曲的。而且，发布这支影片和新闻的是《当今大马》，也就是被希盟领导视为友善的媒体，不是他们认为具有敌意，“有份整垮希盟政府”的华文报，又什么好争议呢？

无论如何，这个事件突出两个问题。

第一，“外劳”这个字眼在马来西亚带有强烈贬义，这是因为在本国工作的外籍工人，主要来自印尼，缅甸，孟加拉，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人均收入不及马来西亚的国民，他们当中肤色黝黑者占多数，普遍被视为“贫穷落后”，于是成了被歧视的对象。

当然，希盟尤其行动党过往在选举中大肆散播“外劳投票”的假新闻作为催票的可耻手段，也是导致其支持者对外劳反感的关键因素。

加上马来西亚的主流媒体，尤其是华文报，特别热衷负面报道和外劳有关的新闻，后者长期遭污名化，因此马来西亚社会对外劳普遍持有偏见。

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劳工组织于2020年12月发布的调查，就显示68%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即外劳）威胁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生活，59%的反馈者认为移工被剥削是咎由自取，83%的反馈者认为移工导致罪案飙升，以及58%的反馈者认为移工不能期望享有和本国人一样的薪资和福利等。 

薪资和福利方面的反馈尤其凸显马来西亚人的优越感，例如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外劳的薪水都比我们好”，言下之意是他们不该享有薪资高于本国人的权利。如果他们凭自己的本事和能力，不偷不抢不骗，勤奋工作，取得比本国人更好的薪资和待遇，何错之有？

正是这样一个背景，让倪可敏的“外劳论”引起热议，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和外劳相提并论几乎是一种侮辱。讽刺的是，很多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不喜欢被称作“马劳”，过了长堤回到国内，照样称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工人“外劳”。归根究底，就是对“劳”字敏感。

难道凭劳力自力更生是一件羞耻的事？其实“外劳”这个词并不是新加坡媒体惯用的字眼，那里的通用词是源自德文的“客工”（Gastarbeiter)。

第二个问题，是行动党领袖，从倪可敏，刘镇东，张念群到黄书琪等，动辄喜欢消费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劳，却从不认真研究马来西亚人选择到国外工作的原因，工作类型和薪资架构等。我曾经写过，人力资源部属下的《劳力市场资讯与分析所》（ILMIA）曾针对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的教育，家庭和技术背景以及人数做了详尽的调查分析；国际劳工组织也定期收集东盟各国工人移动的原因和数据，这些都值得任何想要改善所谓马劳困境的政党认真参考。

行动党领导层利用马劳课题捞取选票已经成为一种毒瘾，是时候把它戒掉，以政策讨论取代打嘴炮。亚伯拉罕林肯早在1858年就说过了：“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蒙骗一些人，但你无法永远蒙骗有所人。”

这句名言不仅适用于巫统和马华，用在行动党也毫无违和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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