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倡议执行主任阿德里安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外劳与难民欠缺精神援助，以致他们面对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选择轻生。

他指出，这些劳工与难民大多数年龄介于26岁至45岁，而且已成家，所以这使他们面对较大的经济压力。

“相比外籍人士与难民，本地人具有更多资源如BefriendersKL或卫生部等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

阿德里安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指出：“对外劳而言，向他人倾诉自己问题时还面对语言障碍，这促使他们性格变得孤僻，以致出现精神压力甚至自杀。”

他相信，疫情期间，外籍人士自杀的人数远比官方数字来得高。                                        

他说：“目前最多精神压力的领域即农业领域与家庭式工作，因他们都面对没有假期、工作地点偏远和拥挤的住宿环境。”

“服务领域如保安方面，他们也同样面对一些风险如遭他人欧打、每日工作超过12小时、未有加时工作津贴等问题。”

阿德里亚说，这些因素也回答了外国移工及难民的精神问题与死亡率偏高的问题。

他指出，根椐尼泊尔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2021年公布的数椐显示，在2020年共有284名尼泊尔移工在大马死亡，而其中有46人是自杀身亡。

此外，在2019年，有298人死亡，其中49人自杀；而在2018年则有347人死亡，其中45人是自杀。

他也说，除了肺结核丶肝病和骨痛热症等疾病外，酒精成瘾和打架也是马来西亚外国移工死亡的主要因素。

在谈到工作环境的因素时，阿德里亚说，一个与世隔绝丶远离公众的环境为雇主提供了剥削丶违约及免受惩罚的机会。

阿德里安说，根椐他处理数百起案件的经验来看，直接管理的移工，尤其是那些有合同身份或没有官方文件的移工，往往是由第三方通过附属合约来完成的。

他指出，这些第三方主管通常会使用人身攻击来阻止员工提出问题丶投诉或要求，例如合同中规定的休假或加班费。

“这间接地让（第三方公司）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管理，而使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公司总是能逃避（对付行动）。”

阿德里亚指出，大多数雇主也不愿意向工人支付更多费用或雇用更多工人来完成轮班任务，因为这会增加成本。

他指出，尼泊尔和印尼等国家都在标准合同中为希望雇用该国国民的马来西亚雇主列出了一些条件，而他们应该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

他说，工人每年至少有8天的年假、14天的病假和60天的住院病假。

难民因生活压力而自杀

对钦族难民联盟（Alliance of Chin Refugees）而言，难民因无法使用公共设施及因无法合法工作的压力，使他们选择了自杀。

“没有给予难民合法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权利，使他们总是生活在压力之下。那些已经有家庭的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就像最近一名缅甸难民在将他的三个孩子从第二中环大道（MRR2）扔下后自杀的案例一样。”

在8月2日的事件中，这名缅甸男子和他的儿子持有联合国难民事务最高专员署 (UNHCR) 的难民卡。 其中一名孩子在重症监护室（ICU）接受治疗，另一名儿童死亡。

钦族难民联盟发言人告诉《透视大马》，执法机构，尤其是移民局，也应减少或停止对难民安置点的临检，因为这直接给他们带来精神压力。

“难民经常在移民局的临检中被拘留，这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同时严重影响了难民的行动自由。即使拥有难民卡的人也不能保证不会被警察或移民局抓到。而失业丶无法养家糊口或支付房租以及缺乏寻求庇护的安全途径是难民自杀的部分原因。”

“他们不仅没有工作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无法为他们的孩子获得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和教育。”

该名发言人说，根据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政府有责任保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