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念书时，就被教导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正好体现在的政治格局中。

在雪兰莪，巫统要和伊斯兰党合作，原因很简单，单靠国阵是不容易赢。在登嘉楼，巫统和伊党之间的合作胶着，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有机会可以单独执政，当一起合作时，那一方出任州务大臣，谁领导，都是一个问题。在吉兰丹，伊党是赢家，东姑拉沙里试图和诚信党合作来对抗伊党。从这些情况来看，失败者正在努力结盟，以扳倒执政党。

选举合作（或联盟或选举协议等）是否可以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按优先顺序排位的话，就是谈判、最高领导人和意识形态。

席位谈判

对我来说，席位谈判是选举谈判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双方就难合作。这也是国阵的优势之一，极少出现成员党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因为巫统足够强大，主导整个席位谈判过程。然而，当涉及到与土团党谈判，两党就陷入僵局。与伊党谈判的情况不同，是更为容易，因为席位重叠少，各自的支持者不一样。

类似的情况也在希盟出现，希盟特别是公正党和行动党与统民党（MUDA）或民兴党有太多相似之处，席位谈判不能单纯以种族或城乡划分的特征来区分，毕竟这四党的支持群重叠非常高，而在马六甲和柔佛州选举就可以体现出来。简单的说，当候选人来自希盟、统民党或民兴党都合作，就看不出有什么太大不同，因为相比之下选民都是投票给反对党，而不是个别政党。我常常借用香港选举的词，“含泪投票”，除非反国阵国盟的选民不出来投票，否则票只能去泛希盟等政党。

因此，在雪兰莪，巫统想和伊党合作，而巫统和诚信党则在吉兰丹合作，或在其他州级有另类中央的合作模式。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领袖和选民是否做好准备，在不同选举消化不同的选举合作模式而已。

联盟最高领导人

我把这个议题放在第二项讨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席位谈判达成共识后，大多数州就有明确的领导层。相反的，在一些难赢得州政权的州属，输家的结盟就不需要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各自都没信心可以胜出，所以没有激励愿望来争主导权（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这也是为何在登嘉楼，巫统和伊党还是无法做出决定的原因之一，毕竟双方都可单独执政的可能。

看一下反对党合作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最高领导层的关注度，当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成立时，想赢得中央政权只是个梦，所以所以首相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讨论。替代阵线解散是因行动党和伊党推崇的世俗国家和伊斯兰国的不协调，与首相候选人无关。

相反的，在2018年大选民联开始赢得5州的政权，同时逼近国阵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在2013年大选，民联的得票率更是超越国阵。有别于替代阵线时代，民联若要赢得中央政权不再是个梦，所以首相候选人课题才开始被热烈讨论，而伊党也发表要党主席哈迪阿旺出任首相的声音。同样，希盟垮台也是因为首相职的问题。

相反的，在国阵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国阵的首相人选是来自巫统，按照惯例，巫统主席就是首相的候选人。

意识形态

在上述两个主要问题后，才来谈论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我来说，在选举合作谈判中，政党意识形态最不为重要，不要忘记，正当的意识形态是动态的。华裔选民曾经愿意投票给民联中的伊党，也曾经积极的支持安华（当教育部长时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去华小当校长等行政高职）当首相。巫统和伊党在经历几十年的异教徒（kafir-mengkafir）互相指控后，终于以宗教之名合作。正确来说，问题其实不是在党的意识形态，而是党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看到巫统和行动党走在一起。

结论

不要对政党在中央和州级有不同的合作感到惊讶，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治利益。选举落败的政党不介意一起合作，因为不合作就无法推翻执政政府。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一个州的政治结盟会否影响另一个州的政治宣传和说服。

*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