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万朱乃迪表示将在今年二到三月的国会季度中提呈反对议员跳槽法案，此举必让厌恶政治青蛙满街跳的人感到雀跃。

然而，一旦法案通过，忽然有巫统议员因为伊斯迈沙比里昏庸无能，或不敢采取果断行动对付公信力不彰的官员 (例如他当下对反贪委员会主席阿占巴基涉嫌的争议故作不见)，而决定退党明志，却会因此而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不耻阿占巴基厚脸皮作风的人，又会如何看待？

这样的事情刚刚在英国发生，而且是直接针对首相。约翰逊最近被爆出疫情封锁期间屡次在首相府办酒会，其中一次还是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历丧夫之痛之时。尽管他在国会向元首道歉，事件仍未平息，有传多位他所领导的保守党议员密谋发起不信任动议。率先发难的是布里南区(Bury South)国会议员维克弗(Christian Wakeford)，他于星期三国会的首相质询時間开始前步入国会议事殿堂，却不是往左边执政的保守党座席走，而是朝向对面的工党议员走去，引来在野阵营的欢呼，这样的跳槽举动很吸睛。  
 
当然，谷歌一下就知道维克弗的选区其实是工党所谓的“红墙”堡垒，因为工业没落，长年经济不振，失业率偏高，选民普遍不满欧陆移民而在2019年的大选选择被视为对欧盟“强硬”的保守党，但多数票也不过区区402张。因此。他这次叛离执政党可以被视为一种为了在下届大选保住议员身份的投机之举，毕竟约翰逊处理疫情的措施一败涂地，声望一落千丈，保守党能否连任成了疑问。
 
正因为没有反跳槽法令，英国的国会议员才能够自由脱党，然后在下届大选由选民裁决。正如过去七年因为不认同特蕾莎梅和约翰逊首相处理脱欧程序而过档在野的工党，自由民主党或成为独立人士的保守党议员，都在2019年的大选中败北，保守党所提名取代他们的候选人全数当选。最终决定惩罚他们的是选民，不是僵化的反跳槽法令。

在马来西亚，过去十几年国会或州议员频密的跳槽行为导致政权更替，让自己所属意和支持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选民愤怒而沮丧，因此产生了依赖一套反跳槽法令杜绝“歪风”的现象，支持者当中甚至不乏学者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吊诡的是，换做是巫统，土团或伊斯兰党的议员过档希盟，同一批选民大概就会将之视为“弃暗投明”，也就是双重标准。这其实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反映，无法作为打破政治僵局的灵丹妙药。
 
事实上，以“选民根据政党投票”作为理由支持反跳槽法案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选民投票时候所考虑的因素很多。例如2013年，那么多华裔选民投选伊斯兰党的投选人，难道是因为他们认同该党的宗教斗争路线吗？不是，纯粹是为了终结巫统的霸权，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看在行动党的份上才含泪投票。
 
同样的，许多马来选民在2018年投选希盟，不是因为认同几十年来主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行动党，也不是因为几个火箭领袖戴宋谷，吹捧马哈迪或戴头巾而改变心意；他们的目在于教训吃相难看的纳吉夫妇而已。
 
因此，谁才能确定选民投票的那一刻，真的是根据政党的标志呢？
 
对我而言，政党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让政治人物可以透过政党实现自己的理念；一旦政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议员大可选择出走，交由选民决定。真正妨碍我们的民主制度更为完善的是执政党团所实施的恶法和手段（尤其是马哈迪时代），以及所有主要政党理念匮乏，为了胜选乱收别有动机而民粹的候选人的作风，不是政治青蛙本身。
 
反跳槽法令违反结社自由的精神，彻底与西敏寺民主制度相悖。喜来登事件是政党之间同床异梦，最终无法共享权力的结果，最终问题出在政党本身，不应该利用国会所确立的机制来解决政党内部的问题。我们的后座国会议员除了在国会发言，处理选区事务，基本上没有太多实质的任务。要让他们重视本身作为议员的价值，就要完善国会机制，给他们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包括设立更多的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审核议案，其所属政党领导层也不应该动辄以除名威胁。德国的研究就显示，国会议员享有越大的议事权力，跳槽或与所属的政党作对的可能性就更低。
 
如果我们回顾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风雨飘摇的1970和1980年代也很多议员跳槽行为，包括从伊斯兰党投向巫统，从行动党投向马华公会，甚至从马华公会投向民政党，但这些“蛙动”并未阻止我们的民主进程，反而不断有人愿意前仆后继地奋斗，尽管他们当中有的后来也沦为只为利益，不讲原则的政客。
 
万一通过反跳槽法案，而巫统又在下届大选胜出，若有人因为首相贪污滥权而想退党抗议而不得，那些目前支持反跳槽法令的人，到时候是不是又要捶心肝？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