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各界才为马来西亚多所大学的世界排名上升而庆贺;但同样在不久前,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大专学府—马来亚大学却爆出向学术人员下达封口令和为技术问题对华文学会开刀的争议。
我们常常向往“外国的月亮”,觉得欧美大学的学风自由开放、教育素质良好,但忘了省思为何国内大学落于人后。我们会执着于本地大专的世界排名,或为象牙塔内偶尔爆出的风波点个“愤怒”,却极少关心学术人员和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
《透视大马》带您走入校园一探究竟。
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因为被指擅自办活动和张贴单语告示牌而遭校方冻结一个学期,掀起舆论关注。但在风波前后,大学生面对的问题和承受的压力,又岂是几天的新闻版位所能尽述?
马大华文学会主席黄彦铬告诉《透视大马》,在决定召开记者会交代学会被冻结一事前,他们已经花了整个月的时间和校方斡旋,有时为了见副校长一面得等上一整天,学业被迫搁置一旁。
“有人会责问我们为什么违反规则?但为什么他们不问,规则合理吗?校方对我们的惩罚又合理吗?”

学生事务处权力过大
黄彦铬认为,大专法令赋予大学学生事务处过大的权力,才导致学生在办活动时面对种种干预和官僚作风。 例如,活动策划书会拖上超过一个月才获批、活动批准后校方随时有权取消、涉及公民醒觉的活动以各种理由被驳回、任意要求学会重组执委减少活动、校内场地租借费用极高但所有学会都没有财务自主权,甚至是学会行动室也能在一夜之间被校方收回等等。
“校方每次推出新政策都没有跟学生谈过,想实行就实行,我们去上诉也都被驳回。”黄彦铬接着苦笑说,“其实所有学会都面对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学生被迫走在规则边缘办活动,但校方只对付华文学会。”
马大华文学会副主席颜熙衍也指出,学生事务处官员对学生的态度有时也很恶劣。“我蛮同情彦铬的,他曾被官员咆哮。我觉得我们大学生怎样都不可以被当成中学生或小学生对待,我们的父母都没有这样对着我们喊,但那位官员却很不给脸地对着彦铬乱乱喊。”
“他们是故意的。平时开会都会在房间,但他要骂你的话就叫你在外面柜台等,骂给全部人看。如果我们做错当然可以被批评,但官员骂我们的方式就像老师在喊小学生,完全是咆哮。”
马大学生阵线主席艾曼(Aiman Wan Alias)及马大新青年副主席官华恩也面对类似问题。除了校园政党,他俩也参与其他活动。艾曼积极参与马大伊斯兰学生学会、经济系学会和宿舍活动;官华恩则参加过佛学会和系里的活动。

“不听话”就被对付?
但两人认为,尽管所有学会都面对学校管束和官僚作风,但文娱及慈善性活动面对的阻力较少,校方真正想钳制的是公民及社会醒觉。
艾曼就指出,其实除了华文学会,马大伊斯兰学生学会也因为没有在召开代表大会前10天发出通知而被勒令冻结,幸好只是冻结到重新召开代表大会位为止。“我有去调查,其实很多学会都来不及在10天前发出代表大会通知,为什么只对付我们?”
“我认为,校方是针对比较勇于发言及敢于争取学生福利的学会。”
几位受访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大学对学生言论自由的压制让整个校园弥漫着白色恐怖氛围。记者在约访学生时也被多个学会拒绝,多数学会表示不方便接触媒体;而其中一个学会更坦承,担心在媒体上发表看法会影响学会和学生。
黄彦铬和颜熙衍也承认,他们决定就华文学会解冻事件召开记者会时,也非常害怕。“当然很怕,我们都做了心理准备,因为不知道校方下一步会对你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也特地跟父母做了交代。”
事实上,马大华文学会冻结风波闹大后,也没有多少大学学会愿意公开声援,尽管这些朋友私底下都对执委表示理解和支持。“我是外务副主席嘛,所以和其他大专都有群组联系。在群组里大家都会说,熙衍,不好意思,我们也是支持你们的,但因为身份问题,我们不能公开表态。”
“我们都能理解他们。真的。”
官华恩指出,校方从大学一年级迎新周就开始教育学生要惧怕权威,包括让学长姐责骂学弟妹、要学生签署协议服从大专法令,并且耳提面命地提醒学生不要牺牲前途。另外,校方还通过提控一些“不听话的学生”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这些都是心理战,告诉学生不能公开反对校方。”
《透视大马》稍微整理过去两年大学生被校方提控的案例,发现至少18名大学生因为反对校方政策或参与示威集会而被对付,理由是“破坏学校名誉”。

“为什么校方邀请阿鲁干达(1MDB首席执行员)进来校园解释一马公司争议可以,学生举起海报质疑一马公司问题不可以?举海报有威胁公共治安吗?” “我们已经是有投票权的成年人,为什么不可以参加集会、关心政治议题?”
“学生参会社会运动,又不是发动战争。”
艾曼批评说,校方制造的恐怖氛围压制了大学生的独立思考,大家学会亲近权威以求自保,甚至因为有国家领袖作为“榜样”,大学生也开始接受贪污等错误的价值观。
“反贪会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大学生愿意接受贿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学生被教育成如果反抗就会被对付,如果顺从就会有好处。于是他们被驯化了。”

“这不是我们期望的大学,这是你们想要的大学生吗?”
几位受访学生也都异口同声表示,在上大学前,他们都对象牙塔生活有过憧憬与抱负;但踏入校园后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都很羡慕50、60年代本地大专的学生会能够自主自治,可以自行经营生意并有一定发言自由的环境;更向往欧美大学包容学生异见,鼓励学生参与示威集会及关心社会议题的校风。
“这是我们对大学的期望。大学应该担起引领公民思潮、推动社会转型的角色。如果大学生没有被当成成年人对待,如果大学生的批判思维都被抽走,没有人提供意见、创造知识,社会的进步就会停滞不前。”
“有时我很好奇,人们常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中一人轻轻地问记者。
我们究竟准备把未来交到什么样的年轻人手上?
在那之前,我们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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