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痛苦的能力——钟铉自杀身亡的省思


曾丽萍

图:欧洲新闻图片社

韩国偶像团体SHINee主唱钟铉日前自杀身亡,轰动娱乐圈。钟铉在遗书里,说出了自身面对的两种痛苦,一种是忧郁症的痛苦,让他活着很辛苦;另一种是不被理解的痛苦,身边的人和医生都认为痛苦是他的个性问题,让他非常孤独。他离世后,他的圈内好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更自责没有好好陪伴及阻止他自杀。

自责,是自杀者亲友的自然情绪反应。当类似事件发生,旁人自然会问,“为什么没能接住他?”、“为什么那么多爱他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阻止事情的发生?”

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大家感概万千,稍为反省。在社交媒体上说些“要好好陪伴身边的人”之类的话,也确实开始对身边不快乐的朋友多一点关心和耐心,敲一敲很久没有聊天的他,她说话时认真回应。

但是不用多久,事件逐渐失去热度后,集体悲伤也会淡化消失,我们又会回到以自己为重心的生活,忙着工作赚钱、吃喝玩乐,下意识地远离那些不快乐的人,拒绝接下他们的情绪包袱。

说穿了,大家惯性视所有的负面情绪为烫手山芋,这惯性不会因为一个偶像的殒落而改变。与其表面地说些“要多关心身边朋友”之类的话,不如正视内心深处对他人负面情绪的恐惧和抵拒。

对他人负面情绪的恐惧和抵拒,根源是无能。承接他人悲伤痛苦的能力是需要学习的,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主流社会文化赞扬乐观、积极和正面特质,批评悲观、消极和负面特质,天秤的倾斜导致学者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所言的“失控的正向思考”。“正向思考”几乎已成为新世界宗教教条,成为昂贵心灵课程的摇钱树,将这种文化意识简化成所有人朗朗上口的通俗语言,就是“别想太多。”

悲伤痛苦,是“想太多”的结果,仿佛悲伤痛苦是可随手丢掉的包装纸,是装出来讨爱的伎俩。在拒斥负​​面情绪的文化结构里,我们被教导如何乐观、如何“战胜”负面情绪,却没有被教育如何正确地认识负面情绪,如何与负面情绪共处,如何承接他人的悲伤痛苦。

教育体制欠缺同理和温柔的心灵教育,导致心理疾病患者自我谴责,更导致冷漠的社会关系。在正向思考泛滥的今天,大家说得一口温情的话语,口中所谓的关心,词穷得只有一句,“别想太多,开心一点”。

就算意识到”别想太多”的问题,像我,能给出的关心,其实也非常浅薄。有一个学生在社交媒体发讯息给我,他的状况很复杂,讯息里的言论非常怪异,感觉他陷在某个死角,正挣扎寻找出路。我知道不能说“别想太多”,但我不确定说什么对他有用。我听取大部份辅导老师会给的建议,少言聆听。

讯息一则则丢来,自相矛盾及自怨自艾的话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沉默,甚至忙起别的事情,偶尔才回应一两句。终于,他说完了,感谢我的聆听,我也很清楚不能说“加油”,我丢了一个笑脸,说晚安。

我悲伤地发现,我对那位学生的情绪困境如此无能为力。尽可能的同理和聆听,或许让他短暂地好过一点,但我非常肯定,如果他要选择自杀,再多的同理和聆听都阻止不了。我意识到,要接住一个活得很辛苦的人,不能仅靠他或她的温暖朋友,还必须有一张坚固的社会安全网。要能打造这张安全网,需要友善的文化意识和完善且实际运作的支持体系,其中涉及社会文化、教育体制、辅导资源、辅助机制等等,缺一不可。

一位学生的母亲Whatapp我。 “晓明(化名)这几天的状况不是很好,今天没有办法来上课,希望可以请假,也麻烦学校跟授课老师说明,谢谢。”

接到家长的讯息后,我处理了他的病假,也和授课老师说明,老师知情后都能惊解。由于晓明非常担心老师误解他是常缺课的懒惰学生,和老师沟通是必要之举。

晓明入学前就已患上忧虑症,长期吃药治疗,病情时而稳定,时而反覆。家长和学校有过恳切的沟通,学校同仁的共识是希望做家长的后盾,努力协助晓明同时应付病情和学业。

晓明并不是学校里唯一患上心理疾病的学生,近几年来,类似个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可见。身为教育工作者,一开始遇到患有心理疾病或突然发病的学生,我非常茫然。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曾有一个突然发病的学生向我求助,而我连一个可靠的心理治疗师或精神料医生都不认识,我和他一样束手无策,只能到处打电话讯问,所幸,与学校辅导老师多次沟通及学生积极求助下,他获得一些援助,情况没有继续恶化。

有一句话叫“长贫难顾”,我想,面对心理疾病,我们常常忽略了“长忧难顾”的现实问题。晓明在入学时,学校已大略知道其状况,也尽量给予关注。然而,照顾的主力落在母亲身上,随着课业压力加强,晓明和母亲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甚至有一度考虑退学。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学校给予他及他母亲的支援不足,除了同理和聆听,还必须做得更多。

于是我和其母亲加强了沟通,任何课业上的问题都可直接经由我来协调,并且设想了一些即可弹性处理课业进度,又不会造成对其他学生不公平的方法。晓明自尊心很强,很害怕学校给予他“特权”,他不知道的是,如果在这段艰难的路程中,“特权”可以陪伴他走一小段路,但愿真能有这“特权”。

当整体文化意识和国家政策不能为心理疾病者撑出一张坚固的安全网,没有人有特权,而我们能做的是那么的少。

* 曾丽萍,从事传播教育工作多年,热爱阅读及旅行,志愿是成为养得起自己的全职写作人。

*本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透视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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