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员公积金局在2020年底提出一项2020年民调,其中就“多层次派息”议题征询会员的意见,然而经济学家认为若我国要进行“资源分配”,理当由民选政府来执行,公积金局的在公积金的基础上来执行。
受询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要说服国人在储蓄到达一个指定数额后享有更少派息,公积金局很难说服民众。
根据这项民调,公积金局询问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国人是否赞同60万令吉以下的储蓄,给予较高的派息?换而言之就是60万令吉以上的储蓄所享有的利息就是较低。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副教授黄锦荣就告诉《透视大马》,目前我国公积金局有储蓄高于60万的会员的确很少,但是对方所做出的贡献确实很大的。
“虽然这个安排会让很多人从中受益,但是从情感上来说,人家会反对的。”
“这些会员会觉得,有钱人的钱难道就是不一样的吗?”
根据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东姑阿里扎克里在2020年8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他指71%的公积金局会员总储蓄金额不足5万令吉。
他认为,根据公积金局的建议,他们所要做的是资源再分配,然而这只有民选政府有权如此做。
“但是公积金局的框架是一家企业,不是民选的。作为一家以企业模式运作的机构,这不是它的角色、目标。”
他也质疑,一旦开此先例,未来是否银行也可以如此做,将现有“储蓄越多,利息越大”的机制给倒转过来?
他认为,如果是以公平作为理由来处理此事,会影响到整个系统运作的效率。
黄锦荣认为,不应该从累进税(progressive tax)的框架来讨论公积金派息的分层,因为累进税的税率原则是基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是基于好的教育系统、打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等,这些都是需要政府掏钱的部分。
“他们得到越多不只来自个人的努力,也包括公共环境促成高收入。因此高收入,自然而然需要回馈更多。”
“穷人没机会到学校、享受便利,所以不需要缴那么多税,是因为用不到便利,属于公平的原则下。”
他认为,然而回到公积金局储蓄派息课题上,则不能说是不能说富人要付多,穷人付少。
“公积金方面,不管你是缴纳多或少,也没有从公积金获得多余的优待,工作环境没有从公积金中获利,所以他们没有道德权利来推行这样的累进利息制度。”
他同时也警告,对高存款者给予 可能会造成不好的财富效应,因为将会让富人的收入减少,导致他们重新分配自己的储蓄,进而对整体的消费带来负面影响。
他说,中高收入者的储蓄数目原本就很大,因此累加效应也会很多,而他们最终可能因为未来储蓄的减少而需要减少现有的消费来填补相关的的存款利息。
“这笔钱应该不小,他们人少,但是(金额)量很多。这对消费会有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当我国在谈经济复苏,需要国人消费的时候。”
他强调,低储蓄的会员会对社区、群体造成影响,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角色并不属于公积金局,而是政府的角色。
“如在财案宣布多少岁、靠近退休、如果少于5万,缴交率政府多提1-2%,这是政府的责任去津贴,好像做BR1M的方式,可以做同一个动作,注入他的户口。”

资深经济学家何启斌则提出,若是真的执行60万以上的储蓄派息较低,也属于不公平的安排。
“这些公积金是他们辛苦工作的储蓄,这些是工作的收入,不是经商的收入。”
他认为,会员的储蓄都是属于薪金的一部分,公积金要做的是照顾受雇者的钱,不应该随意就进行改变,而且必须要做到公平的原则。
他提出,一旦公积金局提出修改,会员也别无选择。
他相信,如果这些会员可以选择,可能会寻找其他的出路。
“这些是强制的,我们没有得选,我们就是要把钱储蓄进去。好处是你能帮我们储蓄,而坏处则是如果你随意更改利息,这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此事其实无需咨询会员的意见,因为不会有人赞同更少利息的安排。
“你以为这些人是在做慈善吗?做慈善也有做慈善的方法,不是这样做的。”
他认为,如果是要以慈善的方式来协助低收入者,可以是设立另一个基金,然而公积金的利息应该维持在相同的水平。

公正党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则认为,如果公积金局决定要让60万令吉以上的储蓄者享有较低的利息,其实很难解释。
“有更多储蓄的人就会问,为何会被边缘化?不能享有同样的利息?”
他认为,针对这项建议,公积金局理应给出更多的时间,而另一个民调中的建议,即给接近退休年龄的会员更高的利息,听起来更能被国人接受。
“给这些即将退休的会员更多,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帮助。”
“我觉得帮助这些接近退休的人,会是更好的选择。”
根据公积金局的数据,只有三分一的会员能够在退休时达到最基本的24万令吉储蓄,而且有半数会在退休的5年后就将多年的储蓄给花光。
然而对于民调中提到将储蓄提款年龄延后到60岁,法米确认为这可能不会获得太多人的赞同。
谈到给55岁以上的会员更多的利息,何启斌则认为这属于消费年轻人。
“你给高利息,人们一定要的,但是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年轻人来养你,这不公平了。”
他强调,这是原则的问题,同一个法律应该通用在所有人的身上上,不能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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