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制衡机制和问责文化 张玉刚促恢复地方选举反腐败


张玉刚表明,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才能真正打击地方政府贪腐泛滥的现象,从而保障国民的权益。(图:透视大马)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表明,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才能真正打击地方政府贪腐泛滥的现象,从而保障国民的权益。

他发布声明指出,配合12月9日的国际反贪日,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推介我国反贪日主题为“地方政府对抗贿赂者”(PBT Against Bribery),希望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努力,让地方政府官员也能举报贿赂案件,一起对抗国内日益严重的贪污现象文化。

他披露,地方政府缺乏制衡机制,也失去问责能力的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国民诟病的严重问题,在地方政府施政无从制衡与监管的情况之下,要求地方政府举报自家部门的贪腐行为,犹如要求耗子看粮仓。

他阐明,反贪会副首席专员(防范)三顺巴哈林日前指出,目前160万名公务员当中,只有0.01%,或只有343名公务员敢于挺身而出,举报各自部门及机构的贪腐行为,此外,根据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年10月,共有2607名公务员涉贪被捕,半数是来自执行组别。

他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数据显示体制内的制衡和监管是完全失败和失效,但这一点都不稀奇,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阵执政时期,反贪会沦为打压政敌的工具,甚至爆发赵明福枉死冤案;喜来登政变后,上台的国盟政府陆续撤销国盟领袖的贪腐指控,包括前首相纳吉的继子里扎、前沙州首席部长慕沙安曼以及最近的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

“甚至谣传前首相夫人罗斯玛、前副首相阿末扎希、前部长阿末马斯兰、依沙沙末、邦莫达和阿兹阿都等涉及贪腐案件的国阵领袖,也将会被撤销监控,如此荒唐之举,对国际反贪腐日不但是莫大耻辱,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打击贪腐行为更如同缘木求鱼。”

“当前,我国的3级政府机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唯有联邦和州层面赋予人民选举权,地方政府则采取委任制,且主要施政权力由公务员来执行,县市议员的执政及问责权限非常有限,从公民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不健全且严重缺乏问责效能。”

张玉刚也提到,我国的选民,基本上每5年才投一次票,以选出联邦和州政府,在联邦直辖区的选民,因为没有州政府选举,更只拥有一张选票而已。在这种每5年才行驶一次选举权利的政治氛围和结构下,公民政治并未普及,民主政治参与也并没有扩大。

他强调,即便是换了新政府,政治问责和体制改革仍举步艰辛,希盟政府执政22个月内更多次面对保守势力反扑,让社会舆论被少数极端论述绑架。

他重申,政府和反贪会若真正要杜绝地方政府的贪腐行为,应正视地方政府缺乏制衡、监管及问责的问题,这也真正是造成地方政府贪污滥权的关键原因。

因此,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才能真正打击地方政府贪腐泛滥的现象,从而保障国民的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警告,要求世界各国政府正视新馆疫情沦为腐败温床的危机。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卫生危机,都不约而同采取激进的经济措施。然而,由于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一些政府部门或机关为了快速取得效果而操纵贸易合规、监督和问责,从而为腐败创造了可乘之机。”

他说:“腐败消耗大量资源,使之无法惠及有需要的民众,破坏了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加剧了疫情所暴露出的巨大不平等并阻碍了强劲复苏,只有采取有效的腐败缓解措施,包括加强各级政府的制衡和问责机制,才有可能让我们走出疫情影响,迎来全面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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