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首长沙菲益支持者对前首相马哈迪又爱又恨，分析员认为过去“身份证计划”（Projek IC）改变州内人口格局，激怒作为州内最大土著群体的卡达山族。

此外，加上目前属于沙巴本土风潮比较强盛的时候，马哈迪涉及的“身份证计划”就与本土风潮相违背，难免会因此失去部分支持群众的支持。

然而也有时评员认为这不应是马哈迪一人承担的责任，因为有些势力是从建国就开始进行改变沙巴人口结构的工作。

早前《透视大马》就曾报道，时评员认为马哈迪不管是组成新党后派员上阵沙巴州选或是前往助选，其实都可能给盟友带来包袱。

时事评论员张孝仪告诉《透视大马》，目前作为州内最大族群的卡达山族对于“身份证计划”计划的不满，主要在于原先因人口比例所产生的主导地位遭到威胁。

她认为，“身份证计划”影响了所有的沙巴人，而不只是过去属于多数族群的卡达山族。

“可以说是这（身份证计划）影响了所有的沙巴人，因为改变了沙巴人口的分布。”

“（身份证计划）改变最多的是人口的比率，然后有增无减无证移民的问题。”

她也不讳言，“身份证计划”最直接影响的是巫统在沙巴的政权势力，因为通过这项计划取得公民权的穆斯林选民属于巫统的铁票。

“这些通过‘身份证计划’得到公民权的是菲律宾人比较多，算是穆斯林土著。”

她认为，从目前卡达山族为首的非穆斯林土著角度来看，其实是认为身份证计划，已破坏了他们过去的主导地位。

而从州内的非土著角度而言，也认为大批原本属于外籍人士的外国人被赋予公民权，也影响了沙巴州的资源分配。

“还有就是无证移民的出现，威胁了当地的治安，影响商家的收入。”

“尤其是做旅游业的华人商家，每次出事故都是因为菲律宾苏禄的绑架事件。”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SIIA）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博士则认为，其实从身份证计划方面受到最大影响的属于卡达山族。

他认为，沙巴州的海事移民执法力度上的欠缺，其实从大马组成初期就已经存在。

“有部分势力试图变更或稀释沙巴原有的人口结构。”

“因此要在‘身份证计划’上怪罪马哈迪一人，其实并不公平。其他类似的计划都应该被揭发及接受检验。”

他也提出，其实“身份证计划”属于马哈迪的政敌针对他的伎俩，实际上对于人口结构的变动，其实他们至少也必须负上与马哈迪同样的责任。

根据他的观察，其实目前沙巴州以卡达山族选民为主的议席，接近城市地区的较为倾向支持原任首席部长兼民兴党主席沙菲益，而较为郊区的部分则属于支持巫统。

他也是坚持，沙菲益要保住城市地区范围的卡达山选区，还是应该与马哈迪保持距离。

“接近城市的卡达山区，如兵南邦等会比较亲沙菲益，而位置较偏远的卡达山区如兰瑙、担布南等则会亲巫统一方。”

根据大马统计局的2010年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沙巴人口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出现爆炸性增长，人口增加了近乎一倍，从1980年的92万2299人，到1990年已经增加至173万4685人。

前任沙巴民统党主席柏纳东博在2011年也曾指出，沙巴在1960年代的卡达山族比例为42%。

200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沙巴总人口为260万3485人，其中卡达山杜顺族人口为47万9944人（18.4%），而马来人则有30万3497人，被列为其他土著的人口则有39万58人。

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中，沙巴总人口为320万6742人，其中卡达山杜顺族人口为56万8575人（17.7%），而马来人则有18万4197人，被列为其他土著的人口则有65万9865人。

前任沙巴国民登记局主任南里卡玛鲁丁也曾指控前任内政部副部长梅嘉祖尼层指示他给外籍人士发放发票，而且其资料也是符合注册选民的资料。

南里当时指这些外籍人士也获得20令吉，并被教导如何投票，而这涉及的地区是6个当时执政党难以攻下的州议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