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人员透露，政府应该设立国家贫穷委员会，以便能够在扶贫计划中有更好的协调，将每一分钱都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

类似的全国性单位将能够重新审视政策和集中化不同类别贫穷人士的数据，例如城市和乡区的居民，以及原住民和移工。

根据联合国报告，此举将促使更有效的使用公款，以帮助惠及的群体，因为目前政府对贫穷人士的拨款，是透过100个不同的中央及州级计划去发放。

他们认为，在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处理下，这意味着就算有大量资金用于扶贫，也无法说明这些计划的有效性。

北方大学教授莫哈末尤索夫说，根据他针对贫穷所做的研究，许多机构都有特定的计划，但彼此间却没有进行协调，以致出现重叠的情况。

“这些机构的效率有待查证，他们花钱的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太多的机构涉及其中。”

“此外，有时候在机构和计划方面，在用一个地点会出现重叠的情况。”

莫哈末尤索夫主张更改评估贫穷的方式，以及重新审视目前的政策。

在前联合国赤贫及人权特派员菲利普艾斯顿发表大马赤贫报告后，政府昨日发布将贫穷线调整为每户家庭月收入为2208令吉，而全国贫穷家庭数据达40万5411人，或相等于人口的5.6%。

原先的贫穷线为每户家庭每月980令吉，而全国贫穷率则达0.4%，惟专家认为该数据过低，将大马的地位提升至中上收入国家的地位。

莫哈末尤索夫说，扶贫政策应该专注在最底层10%和20%的人口，同时无需太多机构涉及。

“这是贫穷委员会的角色，贫穷问题一定不可由不同部门来解决，而是由一个全国性机构来进行，否则花费了这些钱后，都不会有好的成效。”

菲利普艾斯顿认同这些建议，并表示虽然我国有许多扶贫计划，但是缺乏方式去评估这些计划的成效。

“推出太多的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就像是）我们需要做一些东西，所以就推出了计划。”

“但是，没人关注这些计划是否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士，以及是否有最优化的去进行。我们花费了数百万令吉在一个计划上，但我们对此可以呈现什么？”

他也发现全马有超过100个扶贫计划，但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是“支离破碎、不足、资金不足以及目标不明朗。”

“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指出，这些系统‘几乎没有重新分配或解决贫困的影响’。”

“这是因为投资不当，开销无法赶上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而提供的计划都只是小规模不规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