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赛夫丁阿都拉日前陪同到访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参观加影一所罗兴亚难民技术中心时候，语带嘲讽地说：“我们虽是小国，但我们不曾遣返别人（意指难民/申请庇护者）。”

赛夫丁主要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把年度难民配额下调到两万人以下的决定而发言，目的在于告诉巴切莱特：“我们做得比美国好。”

事实真是这样吗 ? 当然不是。

首先，我们要了解何谓难民。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将难民定义为“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分或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不能或，由于其畏惧，不愿接受其本国保护的任何人”。

但马来西亚并非签署国。美国虽然也不是，但却是《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署国，并且承认联合国的定义，也有本身的难民法处理相关事宜。

例如希盟执政快一年半，期间遣返了四名埃及人，一名泰国人以及一名土耳其人及其家属。

这些人都有政治案件在身，回去肯定要遭遇迫害。所以赛夫丁说马来西亚不曾遣返可能被迫害的人士是赤裸裸的谎言。

从国阵到希盟，马来西亚政府一贯选择性地接受某些难民的存在，而无视其他群体的人道需要。例如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留在加萨走廊和约旦河西岸的人在很多方面受以色列当局限制，也面对人权受侵害的问题。

因为巴勒斯坦是全球议题，又被视为是“穆斯林遭犹太人逼迫”的最显著案例，因此马来西亚在这个问题上向来采取急先锋的立场，尤其是马哈迪之前在位的22年，更让他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模范领袖”。

我个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所以不曾反对马来西亚支援他们。但1970年代，越南难民大批抵达东南亚之时，马来西亚政府的作法是把他们放到岛上的难民营或圈地而居，等待西方国家安置。

当年参与协助的是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红新月会，国际移民组织和以欧美澳等西方国家为主的使馆和相关单位。马来西亚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提供地方而已，并未承担额外的财务责任。这点和难民入境美国之后享有教育，工作和医疗服务，最终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等权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因为巫统是以种族主义立国，当年不让越南船民登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样貌和文化上接近华人，担心不加以控制其行动，当中会有人混进本地华裔社群成为“本地人”。例如马哈迪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就提及越南人和华人有文化亲和力，光看名字都未必分得出彼此，这当然是他肤浅的认知。

当然，到了1990年代，马来西亚进入所谓的工业化，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劳力。至此，越南难民潮已成过去，冷战结束，马共成了历史名词。这时候来了大批缅甸难民，政府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主动遣返也不予以承认，就让他们成为无证劳工，直到难民署把他们安置到西方国家。

将近30年下来，这些难民为本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但除了持有联合国难民证的难民到政府医院享有半价折扣以外，马来西亚政府从来没有主动为他们提供任何援助，他们反而因为身份不明，经常面对执法单位的骚扰甚至侵害。

如今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学校不断增长，主要资金来源是卡塔尔和沙地阿拉伯以及本国的一些穆斯林组织，并非政府的功劳；至于其他非穆斯林的难民族群，例如缅甸的钦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等，不少是基督徒，新旧马来西亚政府都不曾给予应有的援助。

同样是争取民族自决，涉及打压人权和袭击以色列行动的巴勒斯坦哈玛斯（Hamas）被马来西亚当局看作是自由战士，斯里兰卡的淡米尔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尽管已经被铲灭，仍然被当作是“恐怖份子”，不时任由国阵和希盟政府拿来大作文章，强化马来社群的不安。

这就是暂居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现况。当局并无意认真彻底地解决问题，因为若真要签署难民公约，必然遭到政治上的反弹，打破几十年来的“种族平衡”。

尽管如此，从国阵到希盟都喜欢动辄到国际上消费这些不幸的群体，大搞双重标准之余还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才是最令人厌恶之处。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