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我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所谓的马来精英：英语比马来语强，或多或少有留学国外的经验，女性几乎都不带头巾，生活方式颇为西化，而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有家庭成员在国际企业或官联机构工作。

所谓官联机构，当然是国库控股（Khazanah），国民投资机构（PNB），国油（Petronas）和森那美（Sime Darby）之类的巨头，而非小咖。

我记得2013年大选前，这些马来精英们不是支持国阵，就是不投票。和我最熟的几个，没有一个人投选当时的民联；其中一人还提醒我伊斯兰党的保守和极端，也不忘数落安华过去把国家相对世俗的行政体系伊斯兰化。

有趣的是，当马哈迪在2016年初与当时身陷囹圄的安华领导的在野联盟结盟以后，这些马来精英们都转向支持，反而我因为看透马哈迪诡计而选择保持中立，令他们不解。

马哈迪对马来精英社群确实有一股莫名的号召力。例如知名的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姐妹（Sisters in Islam），在马哈迪过往22年的专断领导期间从未公开谈论国家需要媒体自由，仅专注与保守宗教势力斡旋，后来甚至替马哈迪的“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言论缓颊，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党；2004年初，马哈迪刚下台，其领袖再娜安华（Zainah Anwar）就在一个星报主办的活动上呼吁媒体人要大胆监督阿都拉政府。我人在现场，顿时错愕：她过去22年身在何处？

更不用说后来马哈迪与纳吉撕破脸，所谓的25名以前法官和外交官诺法丽达（Noor Farida）为首的“杰出马来精英”（G25）成为马哈迪后盾，对英语社群起了相当大的影响，直接冲击第一语文是英文，面对西方媒体不时以亲商自由主义姿态出现的纳吉。

这些包括我朋友在内的马来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国家日益伊斯兰化感到极度不安甚至充满敌意，因此他们的战场往往就是宗教议题，经常与联邦或州级伊斯兰教机构杠上，毕竟宗教局权力太大，最直接受影响的是穆斯林。

但他们同时也是马来民族主义者，受惠于政府的政策。例如马哈迪长女玛丽娜，好些华社人士盲目崇拜她，而没注意到她虽然不时把种族平等挂在嘴边，却从未批判过新经济政策。

马来精英对马哈迪那种父亲般的敬畏完全可以理解。 很多人把1980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归功马哈迪，却忽略了1971年拉萨的新经济政策出台以后的十年，国家培育了大量的经济和产业马来人材。这些成果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非马来人的损失之上，但马来专业阶层确实在扩大，当马哈迪于1980年代推行工业化之时，他们就顺理成章进入市场，进而成为社会精英。

因此，如今六十开外的马来精英很多都是在马哈迪初任首相之时开始学以致用，发挥所长，G25里面的成员就以这个世代为主；加上马哈迪向来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他一家人生活作风也相对世俗，这些在商界或其他领域呼风唤雨的马来精英自然对马哈迪产生一种“恋父情结”，视他为防止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安全阀，更何况在宗教，经济和妇女权益议题方面，他看似开明。

此外，这些马来精英也倾向把国家伊斯兰化的责任推给安华，刻意不面对马哈迪当年利用安华与伊斯兰党较量的历史事实，也不愿承认若非马哈迪默许，安华无法落实其伊斯兰教议程。

前两个星期，我受柔南人民之友邀请到古来谈关于马哈迪主义是否复辟，同台的包括知名马来社运人士与人权律师西蒂卡欣 （Siti Kasim）。

现场有人提问安华会否顺利接班，西蒂大姐趁机嘲讽：“安华大概是我属意的首相人选中的最后一人。”

西蒂就是典型的这类马来精英 ：国家没有进步是因为人民愚蠢，社会变得保守是因为当初安华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总之马哈迪无需背负任何责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提及魅力型领袖虽然足以动员群众，却又因为热衷反抗传统或动辄改变理念框架，因此极具不稳定的因素，让人难以预测其动向，尤其到了权力交接的关头，更为明显。马哈迪此刻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中。

和马哈迪不同，安华自1998年9月落马以后就被排挤在国家行政体系之外，始终无法靠近，掌控经济的马来精英阶层对他过往的伊斯兰化历史和激进冲撞体制的背景更是有所顾忌。因此，马哈迪在交班的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是背信弃义，在不少马来精英眼中却是一种保障。

但这条路毕竟是安华自己选的，怨不得人，也是他的悲哀。

* 唐南发，标准猫奴，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议题，以及东南亚区域政治，视人道主义为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热爱阅读，下厨，骑车和了解世界各国茶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