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组织表明，当局突击搜查本地作家阿米尔韩查（或更广为人知的本茨阿里Benz Ali）开设的一家书店，象征着知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领域出现令人不安的倒退。

知识自由，指的是人们可以不受拘束地找寻及接收各种观点资讯的权利，即使该等观点颇具争议性或冒犯特定人士。

社运分子形容，当局的突击搜查是一项野蛮的行为，对知识的追求产生了寒蝉效应，同时也扼杀思想上的交流。

上周五，内政部官员突击搜查阿米尔位于吉隆坡中央大厦的的书店，并充公了2本书籍。

该2本书籍并不在禁书名单上，分别是马来文版本的《马克思是革命家教育家》《Karl Marx: The Revolutionary as Educator》，及本茨阿里的作品《自慰诗集》《Koleksi Puisi Masturbasi》。

当局援引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带走这两本书籍各一本。

在社交媒体平台Goodreads，《马克思：革命教育家》书籍被描述为德国出生的哲学家马克思作为激进教育思想家的故事，审视他的学校教育和教育观念。

与此同时，本茨阿里被翻译为《自慰诗集》的书籍，被描述为一本诗歌集，提及的并非性行为，而是自我满足的知识讨论与实践。

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言论自由运动的国际组织第19条（Article 19），猛烈抨击政府的举动。

该组织马来西亚高级项目专员娜丽妮告诉《透视大马》，政府随意地引用《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丝毫不尊重言论和信息自由权。

“该法案应该而且必须被废除。这次突击搜查破坏了马来西亚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社会本质，而民主社会是在多元化观点和不受约束的言论下蓬勃发展的。”

“以监管框架为借口充公书籍，说明了镇压与官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自由社会的愿望蒙上了阴影。”

这并非当局首次引用《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侵犯言论自由或违反非歧视原则。

内政部官员今年5月根据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第7条文，突击搜查瑞士钟表制造商Swatch在我国的16间分店，并充公涉嫌与性别多元（LGBTQIA+）运动有关的“骄傲系列（Pride Collection）”彩虹手表。

娜丽妮阐明，该法令第7条文赋予内政部“绝对自由裁量权”，禁止“以任何方式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道德、安全，或可能引起公众舆论恐慌”的不良出版物。

她说，该组织曾多次警惕政府，《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以及有关言论自由和非歧视的标准。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言论自由权的特别报告员强调，国家有责任“确保创造一个可以自由、公开表达和辩论不同政治观点和想法的环境”。”

“在2018年普遍定期审议中，马来西亚政府承诺将遵循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和爱尔兰的建议，根据国际人权义务检讨印刷与出版法令。 ”

“虽然在2019年，希盟政府时任内政部长慕尤丁表示，政府正在研究修改或废除6项法律，其中包括印刷与出版法令，但此后却没有任何进展。”

“Article 19强烈敦促，马来西亚政府（也是任期2022年至2024年的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继续致力检讨印刷与出版法令，并与马来西亚媒体和民间社会团体展开充分的咨询协商。”

另外，社会主义党中委朱进佳也反映了娜丽妮的观点，并补充说，某些当权者仍然受困于冷战思维。

他指出，若此次突击搜查是因为马克思的名字，表明了当局在处理知识时的肤浅和浅薄。

“对于任何想要学习社会学、了解社会的人来说，不论同意与否有关观点，但都几乎不可能不曾阅读马克思的思想。”

“阻止传播有关马克思的书籍或任何其他书籍，无论是宣传其革命思想，或是批评其思想的书籍，都是独裁和铁腕政府才会采取的行动。”

他提及，政府在提倡具有包容性的昌明概念下，却采取了此类突击行动的表现，犹如一个奥威尔式的国家。

“这是荒谬的，一方面在提倡昌明理念，但另一方面却又在压制持不同观点的人。”

“内政部不应该成为类似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书籍《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这种恐吓必须立即停止。”

另一方面，大马人权委员会前专员杰拉约瑟夫（Jerald Joseph）认为，昌明政府必须能够以不同方式，处理异议和分歧，绝不能纵容此类搜查行动。

“这属于‘侏罗纪时代’的执法方式。”

“你无法通过没收书籍来阻止信息流通，如今通过网络即能找到相关资讯，执法只是让自己看起来太愚蠢了。”

“新政府必须确保小拿破仑（官员）接受再培训，以符合新的现代观点，否则就会被解雇。”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消化信息的阅读与批判的社会，并拥有工具，通过阅读来评估信息的价值。”

“希望昌明政府能够恢复公开讨论问题的空间，不要再玩弄封锁观点和想法的老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