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东马一名前牧师一直在等待着到医院检查左上臂上的巨大肿块究竟是什么。

虽然10年过去了，但他的等待至今还没看到尽头。

普莱亚伦（Purait Arun）是一位75岁的姆禄族，来自砂拉越老越县最北部的巴卡拉兰（Bakelalan）的峇都慕隆。不过，由于他没有任何证件，因此无法到最靠近的美里医院做检查，这家医院距离他居住的地方258公里。

老越北面被沙巴所包围，南面被文莱的淡布隆地区所包围。 他要么坐飞机，要么取道公路，但没有有效证件，他哪一条路都走不了。

社运分子艾格尼丝芭丹（Agnes Padan）试着找医护专家来检查普莱的肿块，她告诉《透视大马》，她试过寻求内政部发游客通行证给普莱，方便他前往美里，但这项请求已经被拒绝。

在2018年，这名退休的牧师原本应该到魅力医院进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和活组织检查。

芭丹说：“不过，医院以普莱的居留身份为由取消了预约，所以有关检测从未进行。”

“普莱持有的是殖民时代的青色身份证。”

普莱的身份证颜色，加上号码是K463989，这表示他是“临时居民”。

普莱的例子是砂拉越-加里曼丹边境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内陆民族（Orang Ulu）经历的经典案例，当时跨境移民是一种常态。

这也是因为乡区民众因为交通困难而不太关心申报报生纸和死亡证。即使有申报，通常也会因为他们的父母不识字，不记得出生日期而延迟处理。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尤为普遍，甚至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根据芭丹和内政部的来往信函，普莱于1948年，出生在巴卡拉兰的巴达运村庄。

1973年2月28日发出的身份证注明其出生地是“印尼”，普莱的家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没有证据证明他出生在印尼或砂拉越。”

1948年，全球刚刚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婆罗洲刚刚摆脱了日本占领。即使在战争结束后，普莱的父母仍然没有为他办理报生纸。

1963年与印尼的武装对抗给生活在加里曼丹边境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就像巴卡拉兰的普莱一样，生活变得极其困难。

当普莱办理出生登记以获得身份证，他取得了青色身份证。据了解，国民登记局还给了他“小册子”填写。

不过，普莱的问题便是从弄丢“小册子”开始。

普莱的妻子达丽拉凯（Dari Lakai，55岁）和10名孩子都是马来西亚人，只有普莱因为无法提供出生于砂拉越而没有公民身份。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普莱的困境引起了芭丹的注意。

芭丹说，她在收集了相关的文件之后，就向老越国民登记局递交申请表格，为普莱申请公民权，但申请最终遭到拒绝。

即使是MyKhas（绿卡）申请，也已经被驳回。

芭丹指出，国民登记局建议她致函古晋印尼领事馆，要求当局证实普莱不曾拥有印尼护照。

不过，尽管出示了印尼领事馆的信，信中阐明普莱不是印尼国民，数据库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获得了护照或任何其他法律证件，但移民局仍然拒绝普莱申请离开老越就医的文件。

芭丹说，今年2月22日，她透过线上公众投诉管理系统（SISPAA）致函内政部和移民局，讲述普莱的问题，并说明他需要前往美里寻医。

SISPAA是联邦政府致力提高服务质量的措施。这个本应加快并促进向政府机构提交反馈的过程，但芭丹说，直到今天，内政部还没有回应她的请求。

由于苦等内政部回应却还无下文，芭丹选择透过向内政部长赛夫丁发出一段视频信息。

她说，若内政部继续拒绝普莱的申请，那么他就无法到美里医院检查，也永远不会知道手上的肿块是什么，普莱最终可能因为这肿块而丧命。

芭丹补充，“它（肿块）还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