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首都的露宿者来说，在没有永久栖身之处之余，又找不到工作，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向《透视大马》说，当雇主发现他们无家可归时，立刻让他们吃闭门羹。

46 岁的艾迪说，他一直在尝试多个地方找工作，但他的露宿者状态让他至今依然找不到工作。

“我尝试在快餐连锁店、油站、餐馆和许多地方申请。”

“当他们发现我是露宿者时就拒绝了我。”

艾迪来自槟城，至今风餐露宿已七年的他说，他当初南下都门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反而无家可归。

“我在槟城一家工厂工作，所以我想到这里碰碰运气，寻找更好的机会，但一切不如预期。”

“起初几个月，我在这里租房及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工作，吉隆坡的竞争非常激烈。”

他续说，他的兄弟姐妹都已婚，各有各生活，对他也是有心无力。

艾迪说，他现在唯一赚钱的方式就是出售民间社会团体捐赠的衣服。

他说他会在街上兜售这些衣服，“不幸的是，现在我们鲜少得到这样的衣服，通常只得到食物。”

无家可归的污点

59岁的慕哈默拉菲克说，他和妻子自2015年以来一直就露宿者吉隆坡的街头。

“我以前在早市工作，但薪水太低，所以我就在街头睡了。”

“当爆发冠病疫情时，我失去了工作，从那以后我都身无一职。”

在安邦长大的慕哈默拉菲克说，妻子在去年怀孕时加剧窘境。

“我妻子在诞下孩子后因为手术一直坐在轮椅上。”

“所以现在我得边打散工之余同时照顾他们两个。”

不过，他很感激一位亲戚让他的妻子和孩子白天和他们在一起，让他出外工作。

他说，一旦成为露宿者，就很难找到工作。

“其中一个原因是雇主认为我们会在工作场所过夜。”

“虽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无论我们如何费尽唇舌，雇主都会相信我们。”

与此同时，46岁的沙鲁尼占说，他在疫情期间无家可归。

来自吉打的他说：“在疫情之前，我有一份最低薪金的工作，但国家开始封锁后，我就失业了。”

“在封锁的第一年之后，我付不起账单，所以我搬到了街头。”

12年前南下到首都的沙鲁说：“我从来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开销如此昂贵，而且工作竞争非常激烈。”

沙鲁自言已经下决心要工作，希望很快能找到一份工作。

“但我很感谢那些不时为我们提供食物和衣服的非政府组织。”

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生活会更加艰难。”

用餐柜台的排队人数较少

为大都市有需要者提供免费餐点的志愿者指出，与封锁时期相比，现在排队用餐的人数减少了。

24岁纳斯鲁希山来自吉隆坡厨房（Dapur Jalanan），这是一家以志愿者为基础的施食厨房服务机构，他说国家封锁后，人群已经减少。

“在封锁期间，周日的排队人龙至少比现在长五倍。”

“但在封锁期间前来取餐的不仅是露宿者，还有一些是城市贫困群体，因此排队时间更长。”

据他说，前来讨取餐点的露宿者人数非常多。

吉隆坡厨房每周日晚会在戏院路（Jalan Panggung）为约180至200人提供食物。

虽然吉隆坡市政厅在2016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首都约有1500至2000名露宿者，但近年来非官方数字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

根据社会福利部在2010年的调查，露宿者的三大因素是失业、贫困和低收入以及孤苦无依的老年人。

本月初，吉隆坡市长马哈迪仄阿说，市政厅通过与相关机构和部门的拯救露宿者行动，成功减少了城市的“街头朋友”数量。

“至今已有约1845 名在庇护中心的露宿者获得援助，接受各种技能培训。”

“这项援助行动是为了确保这群人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并送往流浪者转型中心（Anjung Kel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