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母亲海外产子申请公民权 各种不确定性路崎岖


透视大马

艾斯特于201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尝试为她的长女申请公民身份,但被告知她必须等待2年。(图:透视大马)

尽管高庭的裁决利于马来西亚籍母亲为海外出生的孩子争取公民权,但他们仍在努力争取让他们的孩子被承认为公民。

他们向《透视大马》说,由于当局一直带着他们“游花园”以致他们等待了很多年。

长期的不确定性给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困难,剥夺了孩子的归属感,并增加了父母抚养非公民孩子的经济负担。

35岁的张艾斯特(Esther Teo)于201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尝试为她的长女申请公民身份,但被告知她必须等待2年。

7年后的今天,她的女儿仍然不是公民。

“我的孩子出生后,我在法兰克福根据宪法第15条第2条款为她注册,并被告知要等待两年。”

艾斯特向《透视大马》说: “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等,但总是被告知它仍在处理中,他们告诉我们会跟进内政部,当时我会打电话和发电邮查询,这一年来,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等待。”

“当我每年回来时,我也会去那里(部门)查询,这些年来,我一直联系他们。”

“在2019年,我一直向他们施压,到2020年,我收到了一封没有阐明理由的拒绝申请信。”

“(在被拒绝后)我再次申请,最近,我在3月期间根据第14条款再次申请。”

吉隆坡高庭去年9月的裁决,法官阿克达达西裁决,“父亲”的定义必须包括母亲,他们的孩子也有权依法获得公民身份。(档案照:透视大马)

艾斯特及其他嫁给外国丈夫并在海外诞下孩子的马来西亚母亲故事,引发了马来西亚公民身份性别偏见的关注。

法律对性别平等的解释是开放的态度,但内政部选择采取歧视妇女的观点。

艾斯特首次尝试为女儿注册公民身份是根据第15条第2款,该宪法规定任何未满21岁且有一个马来西亚父母的人提出申请公民。

当她最近再次尝试时,第14条款的相关部分指出,如果一个人在马来西亚境外出生,其父亲是马来西亚公民,他或她是法律上的公民。

但实际上,政府选择了字面意义上的“父亲”,吉隆坡高庭去年9月的裁决,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定必须与反性别歧视的规定同读。

高庭法官阿克达达西裁决,“父亲”的定义必须包括母亲,他们的孩子也有权依法获得公民身份。

法官是针对6名马来西亚母亲以及雪兰莪和吉隆坡家庭支持与福利协会起诉的案件作出裁决。

政府却对此上诉,上诉庭将在8月5日宣布裁决

7年后的今天,艾斯特的女儿仍然不是公民。(图:透视大马)

该如何向孩子解释?

在女儿出生时,艾斯特是一名在法兰克福工作的自动化工程师。

鉴于她第一次出生的经历,当她在2018年再次怀孕时,她和她的德国丈夫都辞去了在法兰克福的工作,搬到了艾斯特的家人居住的柔佛州。

“2018年,我告诉我的丈夫,我不希望我的第二个孩子有同样的公民身份问题,所以我们辞掉了工作。”

身怀六甲的她在没有医生允许的情况下飞回马来西亚,并在降落马来西亚后被送进了急诊室。

她的长女现在一所政府小学就读一年级,但由于学生签证需要每年续签,她才被合法地允许进入政府小学。

“现在她长大了,她开始问为什么她需要签证而她妹妹不需要。”

“很难向她解释性别歧视,我只是告诉她政府还没有发出这些文件。”

“最近一年级生接种了疫苗,但她没有接种,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这些小事伤害了她很多,我必须处理她的归属感,她没有这种感觉,我试图透过画画引导她。”

随着,高庭在去年9月做出标杆性的裁决后,艾斯特一直心存希望,但随着政府的上诉,她只能等待。

黄瑞吉的8岁儿子在英国伦敦诞生,在这之前,她曾经历两次流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一次她并没有飞回家分娩。(图:透视大马)

家庭关系和价值观

对于42岁的黄瑞吉(Rachel Ng)而言,让她的孩子拥有马来西亚公民身份非常重要,这样他们才能在与她一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价值观中成长。

“我的前夫和我的家庭观念截然不同,他对家人不太重视,最多一年一次,甚至在圣诞节期间也看不到他的大家庭。”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变成那样,我不想让他认为这很正常,我不是那样长大。”

“我有一个大家庭,我的支持力量在马来西亚,我希望我的儿子尝试多语言,在伦敦生活会很困难。”

“对我来说,性格和个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成长以及你周围的人。”

她的8岁儿子在英国伦敦诞生,在这之前,她曾经历两次流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一次她并没有飞回家分娩。

当儿子10个月大时,她在伦敦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为他申请公民身份,但至今仍未获得公民身份。

在广告行业工作的她自认很幸运,因为她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养活儿子。

“我认为自己很幸运,从教育和医疗的角度来看,我能够负担得起私立学校和医疗保健,与许多母亲相比,挑战也没那么大。”

今年2月,黄瑞吉根据高庭院去年9月的裁决为她的儿子申请公民身份,但尚未听到任何消息。(图:透视大马)

然而,黄瑞吉要让儿子进入政府学校是一项挑战,因为她必须每六个月为儿子办理一次签证。

“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压力,这是最大的挑战。”

今年2月,黄瑞吉根据高庭院去年9月的裁决为她的儿子申请公民身份,但尚未听到任何消息。

害怕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对于50岁的阿妮莎伊斯迈而言,作为一名母亲,她最大的恐惧是18岁女儿的学生签证一旦到期就会被驱逐出境。她还有另外两个女儿,分别为16岁和12岁。

这18岁和16岁的孩子在美国出生,但通过他们的父亲持有印尼国籍,而她最小的孩子出生在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离婚了,一个单身母亲在这里抚养他们。我今年50岁了,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这里,还有谁来照顾我?”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照顾母亲的是男孩,但我没有儿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分开。”

“我所有的孩子都在马来西亚,他们从未踏足印尼,我很害怕如果她(长女)不再持有学生签证,如果她被逼离开,她会去哪里?”

身为一名单亲妈妈,在私人界工作的阿妮莎也面对支付孩子教育和医疗费用的经济困难。

“长女在读书,由于并非公民,所以很难拿到奖学金。她不能申请像玛拉工艺大学的这样的本地大学。

“她必须申请私立大学,而且还必须以国际学生的身份申请,而且费用更贵。”

“你必须想到支付签证、税务的钱,你必须确保你有足够的钱让他们继续上学。”

阿妮莎从2009年开始曾多次尝试申请公民身份,但每次都被拒绝。

在近期的法庭裁决后,她已于6月重新申请,“法庭的裁决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仍在等待,这是另一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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