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益活跃分子说，普遍社会对虐待儿童的态度、儿童对虐待的了解甚少以及对相信受害者的犹豫态度是虐待儿童至今仍存在马来西亚的部分主要因素。

著名儿童权益活跃分子兼秋杰基金会联合创办人哈蒂妮再努丁向《透视大马》说，虐待儿童的情况比公众想象的还要可怕，这是因为许多案件因为缺乏明确和简单的投报机制，让儿童可以拨电联络相关单位，以及投报后转交其他机构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跟进。

她说，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局的官员不堪重负，也缺乏其他儿童保护者提供协助。

“许多向当局投报的案件被视为家庭问题，如果施虐者是家庭成员，儿童还会被送回家，未登记的私人中心不会投报，宗教学校等机构和学校甚至没有保护儿童的政策，儿童也不理解这些政策。”

“孩子们对虐待毫无头绪，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该向谁求助。”

据苏里亚纳福利协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每10个儿童中，有1人可能是虐待的受害者。

雪兰莪在去年一月至九月期间共有约1100宗虐童案。

雪州卫生、团结、妇女和家庭发展委员会茜蒂玛莉亚说，根据雪州警方的数据，肢体虐待（527宗）、情绪虐待（35宗）和性虐待或骚扰（514宗），但没有具体说明涉及恋童癖的案件。

当询及亚洲养育子女和虐待儿童之间的界限时，哈蒂妮说不应该体罚，即使是“轻轻地打”也不当，她认为虐待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言语、情绪上、忽视、和遗弃。

她说，这个问题也很普遍，因为成年人无需问责，如果孩子举报虐待，举证的工作就落在孩子的身上。

此外，亚洲人多管闲事的态度和缺乏匿名性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阻止了那些目睹虐待的人站出来。

“坦白说，我们的儿童保护报告系统很繁琐，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它很耗时。”

她指出，投报者不愿挺身而出，不愿匿名举报也是一个问题，她说：”施虐者往往被告知谁举报了虐待行为，而孩子被要求原谅、忘记，如果被认为是轻度虐待，就把他们的报告拉回来，或者无法证明谁是施虐者，特别是如果是家庭成员。”

哈蒂妮认为，政府应该通过社会工作者法案，来达到保护儿童的目标。

她说：“政府应坚持并强制要求每个与儿童接触的家庭或中心，都制定儿童保护政策和保障指导方针。”

“我们还应该在警察部门设立更多对儿童友好的当局，所有医院都应该有“疑似忽视和虐待案件”（SCAN）小组，以追查孩子送到医院时是否有虐待迹象，同时确保那些尚未注册的中心也需注册。”

她说，宗教、文化中心和学校应该接受强制性培训并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儿童心理学家卡雅娜阿兹曼说，对于一个经历虐待的神經典型（Neurotypical）儿童来说，会造成信任问题、自尊心差、大量的自责以及创伤问题。

她说，受虐待的孩子经常会问为什么虐待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然而，她说，对于有特殊儿童或精神问题的孩子来说，他们则会对事情的发生产生几乎逆向的理解。

卡雅娜以13岁的唐氏综合症女孩贝拉为例，她被指遭一所中心的监护人虐待，她说像贝拉这样的人将会拜托这种努力去信任和理解任何可以保证他们安全的情况。

“一个儿童或成人绝对不该被虐待。”

“这是我们对曾经遭虐待的人或克服虐待的人给与的治疗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她说：“而特殊儿童很难理解这个概念，因此，我担心的是他们的自责或者他们很难对人产生信任，认为这会发生在他们所依赖的每一个人身上。 ”

马来西亚的儿童受到2001年儿童法令（611法令）的保护，这是我国对儿童的保护、照顾及康复的法令。

该法案包含了对儿童的重视、最大利益、生命权力、生存权力及尊重儿童意见等核心原则。

然而，活跃分子认为，儿童反应过度或让儿童承担举证责任等却使儿童难以获得法令的保护。

孤儿关怀组织（Orphan Care）的首席执行员仄阿斯玛依布拉欣说，社会需要提高警惕，并在儿童声称遭受虐待时更相信他们。

孤儿关怀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收养儿童避免婴儿弃养的事件。

“无论孩子投报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听取他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不会撒谎，本质上，孩子不会撒谎，所以你得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处于这样的情况就要尽力协助他们。”

她说：”同样，当你谈到性虐待时，有时父母就一笔带过，有时候，孩子会提到一个人可能不适当地触碰他们的情况。”

“这就是社会必须提高意识的地方。如果你在学校看到孩子们身上有伤，你有权怀疑有某种虐待行为，所以你可以进一步与他们交谈以了解更多情况。”

“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个举动可能会拯救一个生命。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要说的是，社会仍然发挥很大的的作用。”

她说：”不要无视孩子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