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经历越战逃离至大马的越南难民，如今成功在瓜拉登嘉楼晋升成为当地的餐馆业者。

在瓜登遍布着各种饮食店，有的为高级越南餐馆，有的则是路边摊，当中该地区就有将10家越式餐馆。

43岁的嘉瓦丽雅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分享自己在该区建立自己事业的经历，她说，在1976年，其父母带著当时只有12岁的她和2岁的妹妹前往马来西亚，寻找更好的生活。

在大马生活了45年，嘉瓦丽雅经历了许多起伏，在生意上多数皆以失败告终。

不过，在2020年，她在该区开设一 家名为“Pho Viet”的越式餐馆后，受到当地华社的欢迎。

她说：“我有许多计划，包括在吉隆坡开设分店。”

回忆起艰苦经历，她指出：“没错，我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挑战，但从来没有怪父母将我们带到这里。”

“回想一下，父母带我们到马来西亚的决定是正确的。”

嘉瓦丽雅还说：“在越南，我们都住在穆斯林村落，父母亲则拥有一间金饰与服装店。

“当战争开始后，父母亲就决定带我们离开这国家，并来到了大马。”

“除了一些黄金，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而这些黄金都用来支付前来马来西亚的费用。”

她说，逃离过程中，他们每人支付了总值5万令吉的黄金予一名柬埔寨的代理。

她形容，她与家人花了近3个月还抵达马来西亚，途中，他们经过了越南、柬埔寨和泰国，最后就抵达了马来西亚。

她还说：“我们在逃离越南途中，父亲就被一名士兵逮捕，只有我、母亲和妹妹成功逃脱。”

嘉瓦丽雅指出：“我们以骑摩托、搭火车、船以及在森林步行方式，才抵达马来西亚。”

“尤其经过柬埔寨时，我们一直非常担心被当地军队杀害，2岁的妹妹还服了近半个月的安眠药，因我们不想被该批军队发现我们这群越南难民。”

“在柬埔寨的那几天，我们都没有进食，因当地村落的食物都不是清真食品。”

2个月后，她与家人终于到了马来西亚，且被安置在关丹珍拉丁（Cherating）的营地。

比农岛难民营

马来西亚政府于1978年在比农民（Pulau Bidong）为越南难民设立了难民营。当时该营容纳了25万4534名难民；该营也在1991年时宣告关闭。

嘉瓦丽雅与家人曾在该营地居住了1年，直到该营关闭。

她说：“若我们离开时，马来西亚政府就发放了300令吉作为我们重新生活的费用。”

“当时，我们拿到了永久居留的身分证，母亲就拿著这300令吉租了一间房子居住。”

其他余额，嘉瓦丽雅母亲就用于售卖胸针的成本，而母亲也在市集做了3年的生意。

她指出：“当时的生活相当困难，母亲也没有什麽选择，也只能租房子过活。”

“我们只能在那间房子吃和睡，在多个夜晚，我们都哭著回忆在越南时的生活与在大马的艰辛生活。”

她说：“祖母曾多要求母亲带我们回去越南，但母亲拒绝这麽做。”

嘉瓦丽雅指出，母亲认为这里的伊斯兰教义比越南还好，所以不想离开。

“在越南，穆斯林只是少数群体，而且教义不太严。”

“所以，就算生活再苦，母亲都执意留下来。”

再者，离开难民营后，3母女终于与其父亲团聚。

此外，嘉瓦丽雅还说，战争使她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在17岁就结婚，20岁离婚。就在这时，家里的情况就开始好转了。”

“曾试著经营一家婚纱店，最后还是选择关闭该店，并在登嘉楼州，为越南渔民充当翻译。”

在2012年，嘉瓦丽雅还遭遇抢劫，令她陷入破产的困境。

如今已有3名孩子的她说：“之后我再也没有做任何生意，也搬到了吉隆坡，期间还经历创伤后遗症。在2014年，我卖了登嘉楼的房子，用该笔钱在印度清真寺（Masjid India）一带开店卖起头巾。”

“但，当时该区有许多示威活动，令我损失了不少钱继而被迫关闭。”

尽管经历多次的生意失败，她还是决定趁著大马流行越南餐时，开设自己的越式餐馆。

“在2018年，我回到登州开始售卖越式春卷。之后，也在小贩中心经营自己的事业。”

“但，小贩中心业主不允许我售卖多过一样食品，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嘉瓦丽雅就用其身上的钱开设了Pho Viet餐馆。

询及是否遭遇种族歧视时，她形容，仅在早期时遭遇这些事

“当我们抵达大马时，有人不喜欢我们甚至看不起我们这些难民。”

“之后，大家都陆续接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