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曾经是受害者......”

长久以来，无论社会在物质上如何文明进步，比起说出难以启齿的事，性侵受害者往往选择委屈的沉默。

然而，2017年10月，全球社交媒介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标签—— #MeToo，这个符号带出的意义，是鼓励曾经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受害者别再缄默，利用社交网站作为平台，在说出切身经历，谴责性侵害与性骚扰行为的同时，也自我释放。

标记着#MeToo的帖文，是一份又一份的自白，温和的鼓励受害者打开心房，将聚积在心头的愤慨与屈辱释放出来，转化成为力量

如果同样的你，这时坐在电脑屏幕前，尽管脑海已经演练无数次，却依旧不敢把帖文公开，没关系，你的焦躁不安其实很正常。

对于以下接受采访的彼得、何笠方或张玉珊，他们在公开自己遭受性侵犯的经历之前，都曾经陷入深深挣扎。

彼得26岁，身高180米，乐观的他很有主见，在许多大小事上都能果断决定，但提到往事，他说：“我是在15岁时被性侵，事发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在往后的10年，直到我决定透过#MeToo运动公开自己的遭遇以前，我都无法顺畅地说出当天的情况。”

“也不是因为害怕，只是过去一直尝试让自己忘记。我也以为我忘了，但在#MeToo运动活跃起来时，我才察觉，原来我一直都活在阴影底下。”

彼得在选择公开经历的一年前，就开始默默观察张贴在脸书上的#MeToo帖文。他发现，其实身边许多亲密的朋友或陌生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而大家的帖文鼓励了彼此。

“后来我意识到，其实不是我‘忘了’这件事，其实我是一直想要诉说，却没有适合的出口，只好独自承受这段惨痛经历。”

他回忆撰文的当晚，还自嘲身为一个大男人，竟然边写边哭。哭是因为长期的伤害终于得到安慰、哭是因为可怜身边的人也遭遇同样的事、哭是因为气愤依旧有太多人毫无反击之力。

“你虽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你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都有类似的遭遇，你会突然醒悟，‘啊！原来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

2017年2月，出版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身亡，生前遭性侵犯的事件也浮出水面。

26岁的何笠方在读了林奕含的遭遇后，选择以专栏的方式，在《当今大马》书写自己的经历。

她在发表文章之前，先透过“练习”来测试自己有没有剖白的勇气。她先是找几个亲密的朋友诉说，看看他们的反应。重复几次之后，确认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才毅然公开经过。

不过因为不想对家人造成不便，何笠方选择对局部对象隐瞒。

“后来我的脸书也有重复转发那篇文章，但我隐瞒自己的家人与亲戚，毕竟是小地方，还是不要（无设限公开）比较好。文章中我用的也是假名，所以没关系。”

另一名选择透过#MeToo运动公开的，是LGBT团体“异样“（Diversity）的成员张玉珊。

“其实从小到大，我有数不清被性骚扰的经验，大大小小的。但我也是在#MeToo运动看见一名朋友公开他的遭遇，发现他跟我遇到的情况很相似。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在脸书上把它说出来。”

透过公开凝聚力量

你也许会问，说出来了又如何？特别是事发至今，控诉的时机早已错失，制裁加害者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公开还可能会被套上“猎巫”、“博同情”、“引注目”的罪名...... 种种未知的可能性，让你开不了口。

不过，何笠方的看法不同，书写是她的强项，而且不论发表与否，光是透过文字诉说的过程，对她而言，已经具有疗愈之效。

“我起初的感受是崩溃，后来就逐渐释怀，透过网络自白之后，我觉得我在人生的这一份功课完成了。”

半年前的何笠方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将痛苦的记忆尘封；半年后她选择公开，重新把事情从头叙述到尾。

“终于，这个东西不再是我自己一个人承受。尔后再跟朋友提及，或是别人问起这件事，就不会像之前那样有讲不下去的感觉。”

而彼得与张玉珊的帖文，则起了抛砖引玉的效果。张玉珊说，帖文发出去后，一些人透过私讯向她透露自身遭遇。

她认为，尽管发私讯的人并非透过#MeToo运动，或是以公开的形式自白，但帖文也算是起了鼓励作用，就像当初对她起着鼓励作用的帖文一样，无形中鼓励了他人，让更多的群众勇敢开口。

“这是一种让别人感受到‘我与你同在’的感觉。他们不再质疑自己曾经遭遇的究竟是受侵害还是只是‘想太多’。”

彼得对帖文起了凝聚的效果感到很意外。

“很多人有这样经历，他们开始对我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后来，我们甚至成立小组，彼此扶持，对事情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我身边的朋友都关心我，不知就里的他们当然也会好奇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更多的是正面的关怀。他们的关心让我更加珍惜，真的很温暖。”

发帖文前，先做好心理准备

在社交网站贴文，其实有如使用扩音器在广场喊话。脸书上、推特上，只要是账号的追踪者，甭管相熟与否，都能对你的文章下评论，甚至截图转发。

这也是为何公开需要极大的勇气。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不会公开？何笠方说，会。但她却不一定会鼓励身边的人也这么做。

“ #MeToo运动对受害者的要求太高了，他们要面对的东西太多。我绝对不会一味鼓励身边的人说。这很看个人的需要。”

“ 虽然我那时候收到的正面讯息较多，但也有人会说，‘为什么你现在才来讲？为什么你那时候不反抗？’，‘为什么不报警？’......”

“ 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改变不了。这些话都很伤人，但是总会有人想要提供‘解决方案’。’’

有一次朋友吐出这样的话，“你说了之后就应该要走出来，不要再讲了。” 何笠方顿时呆立现场，迟迟无法回过神来。

何笠方“庆幸”自己是“完美的受害者”，也就是相对符合大众设想的受害者“应有”的形象，遭到的舆论攻击才没有那么多。

反观彼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欧亚混血穆斯林，也是年轻男性，这两点让他被排除在“完美受害者”的范畴之外。

“我收过辱骂我的电邮，说你既然是男生，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有些还说，一定是我不够阳刚、很脆弱，甚至一口咬定这事件一定是在我‘自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你可能要花很多精力去面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经历的人。其实，事发后的几年，我何尝不是在想：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做？”

彼得说，如果你做好说出来的准备，那就说吧，纵然说出来也许能舒压，但也别强求，面对可能接踵而来的负面讯息，则要学会无视。

“谨记，如果他们不明白，也不是你的错。”

对于有关注我国性别平等课题的民众，必不会对张玉珊的名字感到陌生。然而，常常就性别课题演讲的她却坦言，在受害的那一刻，其实也没能作出所谓”正确的反应”。

“我也很惊讶，为什么我的行动没有像我所学的一样，勇敢揭发加害者。当下没有揭发、接下来也没有。”

面对种种对受害者的责怪，她只想说，“即使我作为一个拥有资源、管道与知识的人，也没有作出预期的反应，那又怎么能够期待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在当下立刻作出‘应该做的事’？”

惟她强调，如果当事人已经做好公开的心理准备，还是鼓励他\她说出来，毕竟这就是改变的希望。

大马人准备好公开谈“性”了吗？

相继#MeToo运动之后，槟城希盟妇女组领袖也在本月推出 #breakthesilence -“打破沉默”网络标签运动，希望借此鼓励性骚扰受害者挺身而出，无惧压力揭露加害者，制止歪风。

只是，在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的环境底下，这类型的运动能走多远还是个未知数。

张玉珊点出，我国的文化其实并不鼓励幸存者（survival）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性教育方面也不成熟。

“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并不鼓励幸存者去说这件事，有时候反而是要求大家不要讲太多。”

“我国#MeToo运动没有办法像欧洲国家般快速催化，是因为大马不管有没有#MeToo运动，受害者几乎都没有办法说出自身的经历。我国现有的社会氛围不容许这样的诉说方式，也不鼓励这样做。”

另外，我国性教育相对缺乏，也导致大众在面对与“性”相关的课题时，总显得特别别扭，难以启齿。

碍于对性了解不深，而无法准确分辨自己对身体的自主权，也没有办法在含糊的两性举动中划分什么才是属于“侵犯”。

“有的男生会以为女性就是喜欢霸道，女性则不敢说出不适的感受。”

尽管有者认为，#MeToo运动没有办法制裁加害者，但张玉珊认可，这项活动或多或少赋予受害者诉说的权力。

“法律有它的模糊地带，还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透过法律解决的。虽然#MeToo运动尚有许多值得讨论和斟酌的地方，但它赋权于受害者的作用毋庸置疑。”

彼得则认为，#MeToo运动有助于推进我国思想开放。

“透过全球性的#MeToo运动管道，就可看见我国的舆论风气还是偏保守的。我不认为需要等到大马有这样的条件时，受害者才能公开。更应该的是借着不断勇敢站出来的论调，打造开明的空间。”

他说，纵容性侵害发生的不是大众穿什么、行为举止怎么样，而是大多数人的缄默，默许了性侵害发生。

“你不说，事情还是会在暗地里发生。说出来反而能有更多探讨的余地，也能给予受害者实际的关怀与必要的帮助。”

延伸阅读：

停止性骚扰支援受害者  槟城希盟推介#breakthes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