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粮食安全专家和经济学家说，长久以来的粮食高价格问题在于整体政策，而非政府一直采取的下意识反应。

这些包括深化耕作方法及采用先进科技提高产量和自给自足水平，以减少马来西亚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其他人则呼吁政府加强执法，切断供应链中的中间人以免抬高价格的问题。

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所（ISIS）技术、创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王志勇（ Larry Wong Chee Yoong 译音）博士向《透视大马》说，为了确保马来西亚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我国需要在冠病疫情后推行“种子上架”或“从农场到餐桌”的方法。

“马来西亚以生产或生产者为中心及以消费或消费者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关注农产品供应或价值链的两端，而不是以整体方式关注供应链的各个连续部分。”

“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可陷入短期解决方案或下意识反应的对策，这些方案只是解决和治疗症状，而无法解决根本原因。”

蔬菜价格最近暴涨，涨幅甚至高达200%，农民归咎于劳动力短缺、材料成本上升、气候变化和供应链中断等多种因素。

他说，商品价格飙升不仅仅是农民或消费者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和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携手合作的集体项目。

在农业部成立了一个特攻队来调查农药和化肥价格上涨了200%的问题之际，国内贸易和消费者部也在考虑降低商品价格。

但对王志勇而言，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农民也会因为被拖累，因为他们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缩小，政府最终可能会同时补贴农民和消费者，但补贴也不是长远之计。

是时候有创新思维了

王志勇说，政府必须考虑其他看似无关的因素，如令吉兑美元疲软、干旱、降雨和虫害、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小麦和玉米价格涨价的问题。

“去年和今年的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30%。原产品价格与食品、燃料、饲料和金融息息相关，它们环环相扣。”

王志勇建议马来西亚须有跳出思维并考虑逆向贸易，即马来西亚使用棕榈油来与它没有的商品交换。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锁定供应并对货币波动进行自然对冲，而你只需支付余额，这需要涉及整个政府的回应，包括外交部和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他补充说，一个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食品外交和数字化的咨询框架也可用于保证马来西亚的食品安全。

在印度，有农业成本和价格委员会 (CACP)，每年以价格政策报告的形式向政府提出建议，政府以此为下一年选定的食品设定最低支持价格。

“这是值得马来西亚采纳、适应并执行的事情，以适应马来西亚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未来的粮食系统。”

目前，政府对蔬菜和食品价格飙升的应对方式是加强对暴利行为的执法及控制商品的廉宜价格，并成立委员会研究此事。

提高自供自给水平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惹拉夏说，马来西亚应该开始专注于提高食品的自给自足水平，以减少进口。

“政府应该设下白米自给率目标是超过 90%，其他食品自给率超过 80%。与棕榈油一样，当价格低于底价时，就用来购买食品。

“可以对食品征收出口税来提供这种补贴，税收应用于在价格突破底价时缓冲价格，同时透过科技来提高生产量。

“这样一来，由于汇率变化而导致的进口价格波动不会损害小农民的利益。”

根据农业和食品工业部的《2019年农产品统计》，据报道只有禽畜肉、蛋、鱼和猪肉达到了90%以上的自给水平。

白米、蔬菜、水果和牛肉分别占63%、44.4%、78.2%、22.3%和63%。 2019 年食品进口总额为 514 亿令吉，而 2018 年为 501亿4000万令吉。

拉夏说，小农民使用无人机和机器人等技术可以提高成效。

“我们在 1970 年代使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当时的技术更简单，马来西亚的白米自给率在 1976 年甚至达到 87%，创下最高点。”

与中间商打交道，而不是销售

与此同时，Emir Research 的莱斯胡先博士和 罗盛伟（Jason Loh译音)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价格欺诈可以用来解释目前蔬菜、家禽、鸡蛋和其他食品的“飞涨”价格。

这是指过度或过高地抬高或抬高物价，这是在需求增加或供应收缩的背景下，超出了合理、普遍或公平的水平，尤其是对普通消费者。

当供应链中的某些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利用这种情况进一​​步提高价格并享受更高的利润率时，也可能发生价格欺诈。

Emir Research 建议政府合作打击向农民及生产商议价的“中间人”和批发商。

他们说：“贸消部必须援引 2011 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利法令的第4条文对付中间人或供应链中游——而不不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湿市场、超市或大型超市——零售商和终端分销商上。”

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长亚历山大说，政府将在每月两次的大马一家促销活动中售卖食品和商品，以帮助人们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他表示将会近期内公布促销日期，但会从12 月 4 日在所有 222 个选区开始。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也会在1500 家销售必需品的分行检查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