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昌集团前主席纳西尔坦言，马来西亚在贪污、族群认同和巫统权力集中的“三头兽”主导下难以改革。

他指出，这头“怪兽”难以歼灭，导致以往数次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他披露，这些负面特征是在1969年5月13日动乱后产生。

不过，全国咨询委员会成功带来正面成果，包括稳定的政治、经济迅速成长减少贫困以及平衡社区间的财富。

无论如何，贪污增长、族群认同和巫统权力集中已经引起负面的副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种负面因素压倒系统的正面因素，我经常形容马来西亚被这三头兽主导。”

纳西尔今日在“疫情和重设国家”的线上研讨会致开幕词时，这么指出。

纳西尔说：“难以歼灭这头怪兽，多次在改革中战斗，特别是阿都拉（前首相）和纳吉（纳吉）早期，以及马哈迪（前首相）第二次任相期间的领导，且成功几率不多。”

他坦言，阿都拉在改革官联公司方面可以说得上是成功的，可是很快被打回原形。

“阿都拉改革官联公司可以说是成功的，可是很快被打回原形，官联公司因为委任领袖以及如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朝圣基金局（Tabung Haji）于以及广为人知的一马发展公司（1MDB）丑闻而卷入政治。”

身为纳吉胞弟的他提及，一马发展公司弊案令大马政治基础受到动摇外，新冠疫情也暴露了国家体制的不足。

“马来西亚在不稳定的政治、低于经济增长的高政府债务水平、疲弱的海外直接投资、腐败不安和人才流失情况下，进入这场疫情中。”

“慕尤丁疲弱的多数议席令他难以维持政治家的责任，大马的政治分裂性质也意味着，即便开始了一场战争，我们也无法跨越障碍取得任何形式的合作。”

另外，纳西尔阐明，国家高企的负责也限制了政府提供的财务援助，同时也无法通过提高税收和其它途径筹集资金。

“在社交层面，疫情暴露了我们在医疗保健、社会安全网和数码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

“我们看见大马子民因为难以维持生计而挂白旗，因为新冠疫情变得更加脆弱。”

“简而言之，这源自于我们系统的功能。如果我们不吸取摆在我们面前的惨痛教训和重设，那将是一场悲剧”

纳西尔强调，我国必须回顾70年代初期的历史，国家行动理事会（NOC）如何在他的父亲兼当时首相阿都拉萨下，做出结构性改革。

“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

不过，他也意识到在所有政治都包覆着种族和宗教外衣下，难以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