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与政治专家说，政府在处理紧急状态的方式欠缺妥当，也没有聆听专家的意见，是导致冠病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激增的原因之一。

他们说，以政治目的来骑劫紧急状态，导致紧急状态无法达到控制冠病疫情的目标。

他们指出，自国家于1月11日宣布紧急状态以来，我国的确诊病例增加了8倍，累积病例数为13万8224宗。

截至昨天，即紧急情况的最后一天，这一数字已激增至113万422宗，至今死于冠病的者也逾8000多人。

他们还指责政府没有听取外界专家应对疫情的建议。

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说，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施显然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应对疫情。

这名务边国会议员指出，我国在年初的每日病例数介于2000至3000宗，但7个月后飙升至1万6000宗至1万7000宗。

他指出，我国去年3月18日实施的第一次限行令在没有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

“紧急状态无法表达遏制冠病的决心，政治上又未能确保政治稳定，同时也引发了宪法危机。这是领导力的失败。”

他认为，紧急状态赋予首相巨大的权力让他尽其所能遏制冠病疫情。

“这包括招募防卫、私人设备和其他政府部门来协助对抗冠病疫情。”

这名公正党议员说：“除了提高对违反 SOP 的处罚和在没有议会监督的情况下花钱之外，他什么也没做。”

与此同时，KPJ Damansara 专科医院的儿科医生顾问慕沙诺丁医生也认同疫情在7个月后才恶化。

他说，这是基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多倍增长。

他说：“政府、国安会、卫生部和其他部门和机构在遏制和控制大流行方面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他补充，在 2021 年首季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已成功减缓了冠病疫情的致命影响。

他说，在无法压平曲线的情况下已导致马来西亚的医疗保健系统崩溃。

他说：“冠病评估中心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病患，低风险隔离医院的病床及加护病房已经爆满，政府医院及私人医疗机构已经没有床位了。”

他也谴责政府没有聆听外界专才的医院意见来处理疫情。

“这很可悲，若政府和卫生部听取各造意见面，包括专家咨询小组（EAG）和其他卫生专家的看法，这场健康与经济灾难时可以避免。

不过，他补充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许多建议如今纳入国家复苏计划。”

另外，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博士说，大量确诊病例、失业和企业倒闭，只能证明紧急状态并未取得预期中的目标。

“但它出色之处是延长了这个政府的生存，因为后者大量利用其紧急权力来避免任何测试国会的大多数支持的可能性。”

紧急状态处理不当

与此同时，学术人员詹运豪说，首相慕尤丁对紧急情况处理不当。

这名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教授说，这从政府上周处理议会撤销紧急条例的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

他说：“对于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上周出现的紧急条例被政治化的现象，我认为现在的观点是慕尤丁处理不当。”

“在今年实施紧急状态时，很多人说这具有政治意义，当确诊病例开始上升时，人们说他可能确实需要紧急状态，现在很明显，公众情绪已经转向反对他。”

“所以我认为他完全错误地处理了紧急状况。”

詹运豪说，普通人的要求和政治阶层所做的事情之间出现很大差别。

他说，在政治阶层忙于权力游戏之际，老百姓则担心疫情及经济状况对他们工作的影响。

这包括推翻慕尤丁政府而这名土团党主席则为继续掌权而进行反击的政治游戏。

“所以现在我们处于滑稽的情况，人们的要求是排在政治家的次要位置。

“我认为当前的危机非常严重，慕尤丁只有很短的时间来采取行动。他只能选择生存或无法生存。”

“病例的增加，政府显然们没有实现紧急状态的目标，而一些预测是在情况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

与此同时，政治分析员希索慕丁说，政府本可以真正利用紧急状态来遏制疫情。

“这是因为政府获得赋予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在紧急状态下）……更容易动用资产、预算、制定法令、接管资产并迫使各方合作以实现政府的目标。”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一切失败是因为政府的决定所致。”

这名独立民调机构巧思中心执行董事阐明，政府通过对冠病政策的各种大转弯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双重标准对付违反SOP的行为和未能关闭冠病感染群的主要来源。

他说，更糟糕的是限行令的延长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因为人们无法外出进行日常活动。

他说，这一连串的问题导致一些人的食物供应不足，最终导致举白旗运动的开始。

“这证明政府未能通过紧急状态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他补充，紧急状态的结束，政府将不得不想出替代方案来取代“失败的紧急状态”。

慕尤丁在1月份宣布紧急状态时说，紧急状态旨在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来对抗新冠肺炎大流行。

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将能够制定新的法律来对抗疫情，与此同时，议会在此期间休会。

尽管慕尤丁在议会中的支持正在减少，但他否认紧急状态是企图继续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