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吸毒者的印象可能来自电视剧的“白粉仔”刻板形象:瘦弱的身材、深凹的双眼,骑着快瓦解的摩托车回到家中,把母亲的积蓄全偷光拿来购买毒品,然后突然一天毒瘾发作,但身无分文,最终暴毙路旁,清晨时被扫街的清道夫发现……
这是为什么当记者初遇小柔(代名)时,会深感诧异,一时适应不来。
隐形的吸毒者
身高180公分的小柔身穿西装领带、相貌堂堂,他刚从纽约出差回来,是日理万机的银行家,也是曾服用摇头丸、五仔、G水、K他命、大麻等多种药物的吸毒者。
“很多人有种迷思,觉得中上阶级不吸毒,只有中低阶级或社会边缘人才会。”
“但其实不是的,我有认识用药的医生、高管银行家、咨询师……很多积极、有活力、高效率的人也吸毒。另外,毒品也不是一碰就会立刻上瘾 。”
《透视大马》随后走访国家反毒机构,希望了解我们社会中有多少像小柔那样的人。
反毒机构官员透露,有大学学历且属专业领域的白领阶级,其实在吸毒者群众里连1%都没有。
“但是,我们的数据只呈现了当局捕获或前来自首的吸毒者,所以社会上这样的人(吸毒的专业白领)实际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
“资料太少了,因为他们(专业白领)很多都是社交性质的用药。再说,很多人都不愿多谈(吸毒一事),毕竟我们国家法律那么多,吸毒又是社会禁忌。”
确实,根据小柔说辞,他身边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知道他有用药习惯。
“我只会和信任的朋友一起吸毒,毕竟大家(对吸毒者)有太多的刻板印象。”
记者后来获知,城中有一群和小柔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吉隆坡人,从小家境富裕,每一个都留学国外,而且现在都是收入较好的一群人,比如雯雯(代名)和小志(代名)。

奢华的吸毒者
雯雯今年26岁,身形瘦小的一个女生开着和身形非常不符的超大路虎,她自墨尔本留学回来以后,就从父亲那里拿到一大笔钱,让她在吉隆坡的高级地段开了一家昂贵的轻食店。
约莫三年前,她开始吸毒,以前较长服用“派对毒品”,那些派对上口服的药丸如五仔、摇头丸;现在服得较少了,比较多是大麻和酒精。
她称,在吉隆坡不难买到毒品,自己身边每10个朋友就有6个会吸毒。
“人们有个迷思,认为吸毒就没办法正常过活。其实,吸毒让我头脑清醒,也让我特别放松。”
可是,她私下和记者坦承,她注意到每当自己情绪下滑,吸毒的剂量就会往上增长……
雯雯的朋友小志今年25岁,他也曾留澳,最近才毕业,并准备从父亲那里接手一笔资金,以从事股票交易。
据悉,小志平均每季会和三两朋友在高级酒店开趴;一个晚上房间、酒精、药物、烟草、食物等费用计算下来轻易就超过2000令吉,每人保守估计一晚开销500令吉。
即使不开趴,他圈子的人每个月最少都有一个周末会到深夜场所去,入门费、酒精、药物加总一人最低限度也要300令吉,这还未包括交通费、烟草、酒后宵夜等。
“当然如果到有卖毒品的KTV,那么花费又会更高一点。”
谨慎的吸毒者
马来西亚艾滋理事会执行董事Illas Yee医生受访时表示,人们最常滥用毒品和最危险的毒品其实不太一样,而且有些药物是合法的。
“很多人会意外,但一般人最常滥用的物品(substance)其实是酒精。”
他透露,娱乐性用药在白领阶级中很常见,但他同意反毒机构官员的说法,因为资料太少,所以不太清楚大伙最常服用什么、有多少人对药物依赖等。
但经过处理许多案件后,他发现最常让专业人士成瘾的毒品是冰毒(结晶甲安),因为不少人会吸食冰毒来提高学校和工作上的表现。
除此之外,这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白领都是常阅读的“知识分子”,比一般的吸毒者谨慎和“时髦”。
“他们知道毒品里什么成分是不好的、什么成分会有副作用、如何对抗这些副作用。”
小柔就是这样的使用者,他告诉记者,无论娱乐或医疗用药,他都会先做功课了解自己在吸食些什么。
“药物成瘾、对药物产生依赖都是我很在意,也很小心的事情,我铁定不碰自己无法控制的药物。但对于我可以控制的药物,我不介意长期低药剂低使用。”
这种谨慎的态度还彰显在他购货时的心态,“我去买(毒品)的时候总是特别、特别地小心,因为我不喜欢有太多的意外。”
小柔说,他和友人都稍微研究过法律,知道最坏的情况是绞刑。
“所以我们身上总是带足够的‘料’来享受,但却不会多到让我们有可能被判死刑。”
“我的朋友被捉过(身带毒品),但是也还好,警员一人500令吉就解决了。”

侥幸的吸毒者、毒品的迷思
小柔、雯雯、小志,他们有的工作时数很长、生活压力很大,把毒品当成调节剂,有的觉得生活很不愉快,把毒品当成忘忧草。他们大多自认有这个消费能力负担这样的生活,也做过研究和功课,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但小志曾私下告诉记者,他认为圈内的朋友都有个危险的思维,亦即认为自己因为是娱乐用药,所以就没有戒毒不成的疑虑。
“大家认为瘾性可以控制,但很多使用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滥用毒品不只是生理化学上依赖,还是心理因素,那种沉迷追逐一个又一个 ‘愉悦时光’的心理。”
Illas Yee医生阐言,很多专业白领确实身怀侥幸心理。
“他们觉得自己毒品成瘾的可能性很低,因为那是经过计算的行为,而且总是有个 ‘不会是我上瘾’ 的侥幸心理,很少人会承认自己有问题。”
“这件事(吸毒)对他们而言是个交易: ‘为了毒品所带来的愉悦感,我愿意承担成瘾的风险’。”
Illas Yee坦言,国家自80年代与毒品宣战,但是经过30年的岁月,当局对于毒品的教育、治疗和管制并没有与时并进。而当中对最大的弊端,就是把毒品复杂的状况和议题简化,全部搅混在一起,并以一概之。
“当我说吸烟,任何人都可以告诉我很多不同的后果,比如口腔卫生退化、肺部健康受影响等等。但是我说毒品,大部分人就只会想到依赖的问题、成瘾的问题。”
他解析,毒品成瘾其实是一种慢性疾病,而且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件事,它是一个光谱,有些人用药很高但是依赖较轻,有些人用药很低但是却相当依赖。
“对于教育,我们只用‘成瘾’概括;对于管束,我们只求法律惩罚;对于医治,我们只有戒毒所。”
“我们把(吸毒的)人们关起来,把他们从社会中抽出来医治,之后再把他们放回原位。那种状况就像一个人头痛,你医治他的方法是用铁锤打他的头,他可能原本的头痛没了,但是现在头壳是更严重受伤了。”
他觉得普遍社会仍把毒品当作禁忌,这个课题让人们难以启齿;而吸毒者一旦身份暴露,也会被大众贴满负面标签。
“糖分对身体不好,但你对糖分成瘾的人有什么观感?跟毒品成瘾的人有差吗?”
有些人抨击美沙酮治疗法,认为让瘾君子食用美沙酮(一种鸦片类药物)取代成瘾药物的疗法很可耻。但Illas Yee反击,“有些年长妇女因为患上糖尿病而必须长期吃药,我们会不会抱怨这些药物有副作用?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妇女很丢脸,因为需要靠药物控制病情?”
“科学教会了我们很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除了法律,社会对药物和毒品的思维也必须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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