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政府医院——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因每天必须处理新冠肺炎病例，在看似大无畏坚守岗位的同时，事实上他们每天活在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家人的恐惧中。

不过，尽管生活笼罩着恐惧，他们在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皆说会坚持站在战疫前线，照顾医院加护病房的病人。

31岁的罗斯米拉在过去七年一直在病房服务，当我国在去年3月爆发冠病疫情时，她直接参与照顾冠病病人的工作。

她在产假结束后开始工作并在出现冠病症状而被隔离14天。

她告诉《透视大马》，整个情况影响了她，无法完全专注及给婴儿喂母乳。

虽然检测结果呈阴性，但罗斯米拉为了避免她孩子受感染，停止喂婴儿母乳。

“我担心传染给老公和孩子。我孩子引用配方牛奶。虽然我可以母乳喂养，但我害怕。”

自此，她一直生活在担心传染家人的恐惧中。

“我们回家前都必须洗澡，即便如此，恐惧依然挥之不去。”

由于我国实施行动限制令，罗斯米拉已超过一年没有返回吉兰丹探望母亲和兄弟姐妹，不过即使可以回去，她也害怕会把病毒带回去。

她现在怀着第二胎并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加护病房担任辅助人员，不需要进入加护病房。

这是因为孕妇免疫力低，更容易受感染。

另一位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加护病房的27岁护士琦尔塔娜莎里已和丈夫及家人分开超过6个月。

她自去年10月结婚以来，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是今年初。她母亲住在吉打，而她丈夫是沙巴的医生。

“我妈妈住在吉打州，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我的婚礼。”

如同其他大马人，她和家人及丈夫的只能通过电话和视讯通话联系。

至于她在冠病病房的职责，她说，她的意志必须坚强。

“每次值班，我必须穿上个人防护设备（PPE）长达7个小时。”

琦尔塔娜莎补充，有时候她必须值两班，工作14个小时。

“加班是常见的事。我们不能指望病人情况稳定，所以有时候需要加班。”

“穿上个人防护设备工作14个小时，不吃不喝和不上厕所，非常具挑战。”

另一名护士莫哈末伊克巴（37岁）说，他与妻子和4名孩子被迫分隔数地多时。

这名在医护领域工作16年的父亲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上个月也无法和家人一起庆祝开斋节。

伊克巴的妻子是在沙地阿拉伯工作的护士，而他们夫妇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

至于两人的其中3名子女，如今则由身在关丹的家人照顾，另外一名孩子则在森美兰金马士，他交托给妻子娘家的亲人照顾。

“我们只能视讯庆祝佳节。斋戒月的第二个星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孩子们。”

他补充，他还得面对公众的异样眼光，人们都担心护士与医护人员身上带着病毒。

“人们认为我们不该接触人群，因此我也避免这么做，以保护我的家人。”

“我并不常回去，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回家看看。”

伊克巴对于加护病房同僚在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以防病毒传染方面，深具信心。

“不过，恐惧依然存在。”

牺牲与家人共处时间

吉隆坡中央医院护士长尤丝妮达（44岁）坦承，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工作，必需承担其后果。

已有21年医护经验的尤丝妮达自去年出现第一种新冠肺炎开始，便一直处理冠病的病例。

“我和我的同僚都非常压力。”

“身为护士长，我有本身的难处，我必须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病人、职员、食物、衣物，所有一切。我们也需要和不同单位配合。”

她和同僚一样，也对本身需要在曝露于新冠病毒下的环境工作而担忧。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身体没消毒干净。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我们都有小孩。”

在加护病房值勤的医生必需穿戴动力滤净式呼吸防护具（Powered Air-Purifying Respirator，PAPR），而加护病房里在7个小时值班期间，其他医护人员也必需穿上个人防护装备（PPE）。

病房内的医护人员除了轮班期间不能上厕以减少感染风险外，也不得进食或饮水。

负责处理冠病死亡病例的法医单位一名医务人员，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而选择值班20个小时。

医药助理希山莫哈末诺丁则透露，他这么做是为了减低传染家人的风险。

“我不是要强迫自己，我只是优先考虑家人的安全，所以才工作20个小时。”

这名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家法医研究所工作的医务人员，拥有6名孩子，他说：“基于心理的恐惧，我避免和孩子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