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从网红事件侧看媒体生态


只有竞争才能制造社会阶级流动,避免特权阶层出现。对媒体也应如此,否则放任本地媒体产值继续萎缩,最终只会被大国碾压。(档案照:透视大马)

台湾昨晚爆发郑家纯和陈沂直球对决大战,深夜直播线上竟有一点五万人同时收看。马来西亚则有杨宝贝反击,说林尚进约炮还用下体顶她,《中国报》连载网红的恩怨情仇已经写到九十多集,谁说马华文学没人看,只是马来西亚华文读者的文学品味,和传统文坛有显著的差距。

以上提到这些不是要论断网红们的是非对错,而是反映在媒体生态,媒体要有流量要有关注要有受众,就要有竞争有话题有对决,如果都是互相吹捧,官样文章,但自然没人想看。

新加坡的媒体自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时代以来,长年受到国家控制,缺乏竞争。虽然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在现实里对彼此还是有些竞争意识,但新加坡报业控股专注在平面,新传媒专注在影像,除了广播以外,双方直球对决的时候其实相当少。在过去,公众阅读和得到资讯的管道有限,媒体还可以靠着对本地巿场的垄断来获利,但进入网路全球化时代以后,人人都可以轻易上网看国际媒体的资讯,新加坡作为国际都巿又不能像中国那样建起网路防火墙长城保护本地巿场,本地媒体缺乏竞争的结果,就是受众和营利持续萎缩。

新加坡报业控股去年八月结算一整年惨赔超过一千一百万新币,而且如果不是政府有工作补贴,会赔将近四千万。六个月后,虽然帐面上小赚三百万,但如果不是政府工作补贴,会赔将近一千万。持续的亏损让新加坡报业控股决定将其媒体部门重新改组,转为非营利。没有了报纸的新加坡报业控股还有广大的房地产业务,消息公布后新加坡报业控股股价大跌百分之十五。

但真正吸引新加坡社会大众关注的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总裁伍逸松,当被新传媒旗下的《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记者问到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媒体转为非营利后,(因此失去财团的金源),如何能够维持编务独立和专业诚信,而不受广告等资金来源左右,伍逸松突然说他对记者的问题感到暴怒(umbrage),对该记者相当不友善,回答问题的态度不像是媒体专业,比较像是军人。伍逸松的反应广受新加坡各界的批评,“umbrage”一词也在新加坡大红,各商家纷纷推出相关的广告。

伍逸松年轻时拿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奖学金到国外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史丹佛大学毕业,在军队里曾官至新加坡的三军总长,还拿过台湾云麾勋章,自军队退伍后,先到淡马锡控股,再到东方海皇航运当首席执行员(CEO),(这种军队高层退伍后到企业或其他机构当高薪高层的现象在新加坡相当常见)。在他治下,东方海皇航运在四年里亏了十五亿美金,最后这家新加坡建国以来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公司,只好转卖给法国达飞海运,令人尴尬的是,法国达飞海运接手后,东方海皇航运在2017年的第一个季度就赚了两千六百万美金。

离开东方海皇航运后,伍逸松到新加坡报业控股做首席执行员,在他治下,新加坡报业控股在2019年裁了一百三十人,在2020年裁了140人。公司获利减少甚至亏损,基层员工被裁,但在同一时间,伍逸松个人每年至少赚入130万新币。这似乎和新加坡选贤与能的精英主义背道而驶,有奖励失败之嫌。新加坡年轻世代开始质疑这些五六十岁的精英不是真正的精英,反而比较像是某种特权阶级。

在伍逸松凶记者的影片在网上爆开疯传后,新加坡网民对伍逸松的批评也非常直接,"他以为他自己是李光耀,但李光耀从未失败,他却已经搞垮了两间公司",越来越多年轻新加坡人,对这种老人威权主义感到反感。

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也批评了伍逸松,说伍的反应是“不幸”的,记者问了一个很公平的问题,如果伍逸松不是上巿公司的首席执行员,他会用更强烈的用语批评。连尚穆根都讲话了,伍逸松只好说他是一个"直接"的人,如果冒犯了任何人他愿意道歉,说得有点不甘不愿。

根本问题还是,控制媒体就控制群众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加坡政府应该适时地放宽对媒体的控制,以促进竞争,比如像医疗和电讯,其实都没有这种一家独大的情况。新加坡的公共讨论和资讯分享早已在网上非常热烈,但其产值都被脸书的外国社媒企业赚走。新加坡自诩为第一世界国家和全球化都巿,但是没有可以获利和有全球影响力的平面媒体,可说是十分讽剌,政府的过度介入扼杀了媒体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在自治时代,其实新加坡曾有多元的媒体风貌,各语文之间,左派和右派之间,甚至方言群之间,都有媒体在做相互竞争,(比如《星洲日报》vs《南洋商报》)。

新加坡作为理论上的社会民主国家,政治上的竞争已然不可避免,只有竞争才能制造社会阶级流动,避免特权阶层出现。对媒体也应如此,否则放任本地媒体产值继续萎缩,最终只会被大国碾压,对新加坡社会的长期发展,也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林韦地医生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透视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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