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者及援助人员迭声说，难民在政府医院寻求治疗时遭歧视的经历，让他们不愿再到政府医院。

难民妇女组织（WFR）创办人阿丽莎哲麦玛（24岁）说，以她所知，已有至少30名难民告诉她在医院面受到的歧视。

她说，根据难民的说法，医生还是会治疗他们，只是一些护士就一脸不友善及没有礼貌。

“若难民的疫苗接种是在医院，那我可以预见许多难民都怯于到那里了。”

他说，马来西亚政府不承认难民的态度是这现象原因。

“所以，这也导致政府医院的一些医生及护士不知如何应对到来的难民。”

“若他们不知如何应对难民，我们也不能怪罪医生或护士。”

尽管政府不承认难民，但持有联合国最高难民署卡者，在政府医院治疗时享有50％的折扣。

茜蒂（44岁，缅甸）告诉《透视大马》，她是在支付医疗费时感受歧视。

她说，一些医院要求她先支付2000令吉的抵押金，并告诉她这是为了预防她在治疗后逃跑。

由于她没有这么多钱，遂到另外医院求医，最后也在同样理由被要求支付数百令吉。

茜蒂甚至曾经因为无法说出流利的国语而被责骂。

“我的马来文不太流利，曾经有护士（无礼）问我及责骂我即使在这里居住了这么久还是无法说得流利的国语。”

她再分享分娩时的经历，当时她因分娩而疼痛，当时的护士叫她别大喊，还语带嘲讽的说：“你结婚时兴高采烈，现在却喊痛？”

阿丽莎说，这些因为偏头疼或分娩的难民却受到这些的对待。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组织已经开始开始与非政府组织－地上医生（DnG）合作，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另一名同样来自缅甸的玛利亚（38岁）回忆当初在医院分娩时，护士叫她最好在家分娩。

“我知道我们是外国人，他们的优先是协助本地人，但我希望他们可以将我们视为同一族群。”

餐厅职员拉西达（46岁），也是来自缅甸，她曾经陪同孕妇朋友到医院，当时已经处于阵痛的孕妇依然需要等候。

“他们叫我们坐下来等，尽管我的朋友已经高嚷疼痛了。”

“冠病疫情已经导致我不敢到医院了，加上在医院受到的歧视，我更加害怕到医院。”

活跃于难民的社运分子周莘君（ 译音）说，其组织－ “Kakak”就是确保难民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接受医院治疗。

“这是确保整个医疗过程是无缝，志愿者可以协助解决医务人员与难民之间的沟通问题，并建立信任，毕竟难民普遍上也害怕被逮捕。”

她说，由于过去的创伤及收入大减导致难民面对精神问题。

至于一些处理难民的公民组织说，对于政府为难民提供接种疫苗的计划，他们表示毫无头绪。

他们说，尽管政府已经表明不会扣留难民，但是难民依然担心。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说，无证件移民在接种疫苗时不会被扣留。

他说，政府将会接触大使馆、国际组织及公民组织以冀协助协助这些无证件移民接种疫苗。

凯里也是国家新冠免疫计划协调部长，他说政府必须与难民建立信任，才能信服他们接种疫苗。

根据联合国最高难民署截至1月的数据，我国有17万8710名难民及政治庇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