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首相慕尤丁政府最近寻求国家元首的同意要求颁发紧急状态时，马来西亚各界人士可想而知感到无比焦虑和恐惧，因为影响深远。

紧急状态通常是援引在极端情况，它需要对社会实施特定的限制，包括停止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其目的应该是为了保护马来西亚人的整体福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为了保护马来西亚人的健康，协助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从表面上看，这给人的印象是，在疫情肆虐后，政府是抱着照顾人民利益的崇高目的，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

然而，最近事态发展表明，政治领导人的既得利益，是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优先于马来西亚人的利益。

换句话说，执政者试图在“人民或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推行其狭隘的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政客倾向于使用“我们的”或“我们”等字眼，以显示一种包容的观点，而不是自私自利的观点。即使诸如“拯救马来西亚”（或拯救我们的国家）之类的短语也可以被不同的团体有效地用于不同的目的。

这表明，即使在一个只有民主的社会中，具有某种政治设计的政治领导人也会被说服，使他们狭隘的议程看起来足够大，以便毫无戒心的普通公民可能会想要求所有权和买账。

至少，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政府，会希望被视为采取所谓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同样重要的是，人民可以被动接受这些措施。

然而，面对政治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抗议，慕尤丁和他的内阁奉行紧急状态的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在出现较大社会中可怕的情况，例如资金流失、民主进程受阻、投资者缺乏信心、企业倒闭和严重事业等。

此外，据说医疗卫生方面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注意应对疫情和感染率飙升。

结果，所期望的紧急状态提议并没得到人民和王宫的重视，社会环境不利于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政府援引人民利益或关切的另一例子是，33年前，前首相马哈迪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代号为“茅草行动”的政治镇压。

它导致106人被逮捕，包括社运分子、政治人物和学者等，遭现已废除的内安法令拘留。此外，4家刊物出版许可证也被吊销。

批评者认为，这些被逮捕的人是马哈迪推行具争议性政策而与他交恶，总结来说，他不接受异议。

这里的启示是：当一个政府决定以他们的名义和所谓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来制定某种政策或采取严厉的行动时，人们需要确定谁的利益真正被维护。否则，他们可能会被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