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来临的10月和11月分别会出台中长期经济复苏蓝图和财政预算案，业界普遍指国内中小企业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政府应该专注协助增加生意为中小企业“续命”。

大马中华总商会与大马中小企业公会皆呼吁政府将焦点放在提升内需和吸引外资，好让中小企业能够继续有订单和收入，才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大马中华总商会中小型企业组主任孔令龙提出，大马中华总商会早前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国内企业在新冠疫情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而此事的解决方案都是在于“让企业有生意”，才能够给国内的中小企业“续命”。

根据该项民调，36.9%受访者坦言无法支付3个月的固定费用，而另外有42%则无法支付4至6个月的费用。

孔令龙直言，从中长期而言，我国的中小企业最需要的就是有更多的生意，及通过吸引外资让我国各阶级的中小企业都能够从中受惠。

从中长期而言，他认为政府应该关注推动内需，或是从海外吸引高价值的投资，借此带动我国的中小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他认为，政府早前通过给国人派发50令吉电子钱包的方式，想要推动内需，属于杯水车薪的作法。

孔令龙点出，政府应该着眼国内两大领域，也就是建筑业和零售业，因为前者能够一同带动多个行业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关乎许多人的就业。

他认为，如果我国因为人口数量的原因，所能够创造的内需不足够，则应该设法吸引外资。

对此，他认为关键在于打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即避免过去让许多投资者感到心烦的冗长程序和繁文缛节。

“如果不打造一个很好的经商环境，中小企业将会过得很辛苦。”

孔令龙也呼吁政府正视，新冠疫情已经导致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已经断裂，从中长期而言应该关注于如何重新拼接这个断裂的供应线，而不只是抛钱来解决问题而已。

他认为，政府应该研究哪个有潜质的外国企业作为拉拢到大马投资的对象，包括在美中持续的贸易战中们如何让我国受惠。

他也提醒政府必须要正视我国在区域内的投资吸引力问题，因为如果我国在被越南超越后，未来陆续被其他国家超越，最终会排在第几位？

孔令龙提出，只有通过创造才能让中小企业有工作，如果未能做到这点，中小企业可能就需要继续依赖政府的援助。

谈到吸引外资，他认为其中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在于外资政策的不延续及力度不足的情况，而他也形容国盟政府截至目前还处于“没有踩上油门”的状态。

他也提醒说，如果只是以较低税务作为招商手段，其实已经属于过时的作法，因为从人才供给、外国专才进驻等议题上都会影响外资的决策。

大马中小企业公会总会长江华强则提出，其实虽然我国各经济领域从5月期间逐步开放，但是中小企业截至9月的业绩都仍未恢复到满意的水平。

根据大马中小企业公会的民调，目前中小企业的业绩只达到50%左右的水平，因此目前对中小企业而言最大的考验就是要生存下去。

他也预计，国内中小企业可能会到2021年的中旬才会恢复过来，而关键是在于过去4个月没有收入的情况，而且复业后的恢复成果也不如预期。

江华强提出，民调显示有50%的中小企业需要政府延长即将在9月杪就到期的“贷款延后付款”政策，更直言若不能跟延长有关政策，对国内的中小企业而言将会是个大问题。

他也认同，政府应该着眼于刺激市场和企业的业绩，包括协助中小企业创造生意、开拓市场等。

谈到政府要推动中小企业在中长期转型，他认为政府仍需要基于中小企业资金的援助，否则我国中小企业或将会继续卡在购买设备、软件的成本门槛上。

财政部日前透露，由首相慕尤丁所主持的大马经济行动理事会正在准备中长期的经济恢复蓝图，预计会在10月提呈。

根据财政部给予议员的书面回应，这次的方案将会专注改善劳工市场、改善规矩、巩固市场竞争、高素质投资、公共机构和施政框架的改革，并且落实数码化及工业4.0。

“此外，公共及私人领域扮演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永续的角色，也将会被重新审视。”

然而相比商会希望政府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中小企业的收入，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博士则认为我国过去在吸引外资带动中小企业和技术转移上都并未看到太大的成功，则建议政府反其道而行，着重于协助中小企业走出大马。

他引述国库控股研究机构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其中阐明我国虽然多年来积极吸引外资投资，但大部分的大马企业生产结构，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和外资接轨。

“所以原本应该带来的好处，好像购买本地原材料，技术的外溢等都做不到。”

他提出，外资固然重要，但是我国多年来没取得成功就显示有部分地方做错。

“可能要把马资带出去才能够做大，有了规模、市场才会谈效率、自动化、数码化的概念。只有出去竞争，才会想更多。”

他直言，相比在拉拢外资在大马设厂，其实政府在把企业带出国外方面的努力做得较少。

“重点是要换一换焦点，但是还有个很重要的点，我国缺的不是科技，谈人工智能（AI）、手机付款（mobile payment），技术就在那边，我们不是对这些东西缺乏认知，而是没有吸纳的能力（absorption capacity）。

”技术来到面前，我们也没能力用它，无法吸收，没有那个量、人才太贵等，所以我们欠缺的是吸纳的能力。“

黄锦荣举例，工业4.0（IR4.0）、人工智能（AI）等重要科技的发展，是在于不是说有几家大公司在做，而是大马公司是否都有这方面的能力。

他也直言，大马的200万家企业成为这些新兴科技用户，掌握相关的能力，都比大家照常运作，只是有几家大马企业在这些行业知名来得重要。

黄锦荣提出，国内企业在谈到升级投资时，大多都看重硬体，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无形资产。

他同时呼吁政府重视国内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接轨的情况。

“研究能力影响学生，整个教育界的研究能力如果弱，学生素质也会不好，会有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黄锦荣指出，大学参与企业转型的部分非常小，教育、研究机构和SME接轨，轨道没有竖立起来。

他也点出，许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喜欢上课，一上就是几千块，但实际内容其实是比大学的课还要浅，而相关教授是大学可以进行，且开销更便宜。

他说，外国有多国政府知道中小企业要出品新产品，要打造原型产品就需要机器，而这些机器许多时候是企业本身没有能力购买的。

因此部分国家的大学会在校外设立独立实验室，让器材放在那个实验室，服务当地的企业，让企业可以把产品带过来，由该实验室协助制作。

“这样一来，中小企业不用自己花钱做转型，也可以和大学的人才、研究人员接轨。”

“美国大学也会拿了政府研究基金，让大学和SME接触，然后接轨。”

他认为，我国在这方面其实可以做得更多，可以解决我国企业面对的问题问题，有更多教职员、学生参与后，也会让劳动生产力增长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