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在政府推出新的工业政策前，必须先从先前失败的工业政策吸收经验，同时也需重整国家经济，扶助经济从冠病疫情中复苏。

冠病疫情曝露了经济架构的缺陷，也推倒许多了许多企业，以致有人提出我国应该藉此机会透过投资具有长期增长的工业来重建国家经济。

这些领域包括再生能源工业及国内粮食生产，摆脱对进口食物以及石油收入的依赖。

然而，也有经济学家认为需谨慎进行这类重新定位的工作，以免将已经在经济根深蒂固的企业一并毁灭，尤其这些企业为数百万人提供就业及收入来源。

双威大学谢富年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席胡永泰博士说，日本、韩国及台湾是亚洲地区中，透过工业政策而带来繁荣的国家及地区，不过，这些政策有成功地方，也有失败之处。

“有很多国家因为工业政策失败而破产的例子，我们必须重新检视我们过去失败的工业政策，找出失败原因。”

他说，柏华嘉钢铁（Perwaja Steel）及HICOM计划就是其中的例子，这两项在90年代的措施当时是为了打造强大的钢铁业及重工业。

结果，柏华嘉钢铁最后涉及贪污而无能力偿还债务及亏损高达数十亿令吉，负责人谢英福也因涉嫌滥权被控，最后无罪释放。

胡永泰在马中经贸主办的线上研讨会上说：“在我们知道之前政策的问题之前，我们不应开始新的政策。”

“例如是否我们的公务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缺乏培训？”

“或者，这些只是政治工具？若这些是原因，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找出失败原因是重要的事情。”

他续说，日本、韩国与台湾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对于出现大亏损的公司或政策都会火速“止血”。

“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必须有一套的标准，例如若持续亏损就得决定撤除及取消有关政策。”

另一名经济学家拉温德兰则认为，柏华嘉及宝腾与韩国不同在于，前者缺乏竞争力。

“若你将韩国汽车制造商与我国汽车制造商比较，当地竞争激烈，而我国只有一家汽车制造商，这完全是垄断。”

拉温德兰曾于90年代在财政部服务。

马来西亚伊斯兰商会主席阿都阿兹说，任何的工业政策必须考虑国家当下的需求。

阿都阿兹也是马来西亚税务会计师协会主席，他说：“我们过去或许需要汽车，但我们现在需要我们的企业朝数码化，我们需要重振旅游业，良好的工业政策也与时机有关。”

胡永泰说，成功的工业政策也与当地的能力、竞争力及经济私人领域息息相关。

“你不能再一些活动上将私人界排除在外，然后由国企垄断，工业政策不能杀死会下金蛋的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