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次倡导以“守望相助”（#kitajagakita）的精神对抗新冠疫情，以取代 “乖乖待在家”（duduk diam-diam di rumah）的家长式指令。终于，首相慕尤丁在4月10日的电视演讲中采纳了这项倡议，我对此身边欢迎。慕尤丁也采用了“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说明他终于了解到，我们今后的世界，即便在行动限制令解除后，都将迎来不一样的常态。

最困难的问题来了：首相要如何确保整体政府都清楚了解新冠病毒危机的严重性，并带领全体人民齐心协力迈出下一步？

3月20日在medium.com发表并获得全球广传的一篇文章《Coronavirus: The Hammer and the Dance》（中译版：新冠病毒：铁锤与舞之期）中，作者Tomas Pueyo讲解了为何“铁锤”—— 严苛的抑制策略（如马来西亚的行动限制令），必须实施3至7个星期来压平确诊病例的增长曲线。

不过，如此强硬的措施，也会让社会付上惨痛的经济代价，而且只在短期内适用。行动限制令不可能一直延长下去。

在“铁锤”措施之后，我们不应该继续透过安防单位的严厉监管来强制社会大众配合抗疫。反之，我们要设法让每个人自愿地同步“共舞”，一起抗疫。除了我一直强调的“整体政府”方针外，我们现在也必须要采取“整体社会”方针。

我们要立即行动。铁锤之后，我们还要共舞一段很长的时间，至少要舞到疫苗在大约18个月后面世之后，而这也已经是乐观的预估。因此，我们越早了解抗疫的关键在于社会集体努力，则马来西亚越有希望走出危机。

第一，守望相助（#kitajagakita），与弱势同在的团结互助精神

只有我们当中最弱势的群体变得坚韧，整体社会才能随之强大起来。病毒无眼，不会管你富贵或贫穷，更不会管你是首相或小市民，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免疫。我们需要全体人民都了解到，我们必须确保弱势群体有三餐温饱，有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安身之处，还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才能避免他们受到感染并散播病毒。

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以下群体：

• 失去工作与生计的人们，不论他们原先的收入水平如何（即便原本是M40群体，如今也有可能失业以致无法养家糊口）；

• 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贫穷者；

• 外劳（包括合法与非法），以及难民；

• 一般无法享有医疗保障的社会边缘群体；

• 被关在拥挤环境中的囚犯与被扣者。

我们也要关注失业等经济错位的压力，所造成的心理健康失衡或家暴案件增加等问题。我们要确保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健康状态。

第二，赋权社区领袖

我们需要培力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内受尊重的意见领袖，赋权他们领导抗疫行动。宗教师和地方清真寺的宗教领袖，是否能协助向信众宣导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其他信仰的地方宗教领袖也一样。村长、退休老师也可以帮忙。政府有提供他们相关的资讯，以及口罩和洗手液等物资吗？

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借助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领袖的力量，为子孙不在身边的乡镇乐龄人士，提供三餐和精神支援？当然，这一切社会援助工作必须以做好安全的社会距离措施为前提。

居住在城市的马来西亚人占了78％，也有多达70％的马来人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也在苦苦挣扎。因为健康考量，他们在这段时间乃至行动限制令结束后，都会因为担心自己无意间把病毒传染给家里的长辈，而不敢回乡。谁可以帮他们照顾家人呢？

在城市地区，我们要如何在公寓及住户密集的廉价组屋，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首相慕尤丁也说，学校或许会更迟才重新开放。在大家重返工作岗位，学校却还未开放的情况下，谁又可以帮父母看顾他们的小孩呢？

政府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借助社会所有力量，尽早做出妥善的安排，让大家能互相帮忙。

第三，咨询各行各业

每个行业性质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咖啡店、小食摊和餐馆业者去找出最好的社交距离措施。工地的建筑工人要如何保持社交距离？依赖庞大人力的成衣工厂又该如何运作？我们是否要在每个入口为员工测量体温？在使用中央空调系统的封闭式养鸡场，员工要如何防疫？每一行、每一业，都要找出最适当的抗疫措施。

我们也要咨询公共交通业者，他们要如何让乘客保持社交距离。以长途巴士业者为例，他们或许会寻求政府补助，以便能限制每趟班次的乘客量至平时的一半。

轻快铁与捷运营运公司，可能会建议政府指示各行业调整上班时间，以分成5至6个时段，避免人们在早上9点前一窝蜂涌去上班。一些员工可能可以在中午12点才去上班。5至6个不同的上班时段，再加上部分员工居家工作，有助于解决主要城市的高峰期交通阻塞问题，同时减少人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第四，善用科技

我们是时候进一步推广电子钱包、电子商务、线上学习和居家上班了，甚至沿用到行动限制令解除后的日子。中国、韩国、新加坡与台湾在这方面都有很多创新例子可以参考。当然，我们也要处理好隐私安全的问题。

政府必须提出愿景带领企业和社会前进，并制定政策框架和给予奖掖，鼓励创新科技的蓬勃发展。没有人才，科技就无用武之地，我们需要赋权社会共同参与，投入社会革新的实验，如此才能期待更好的成果。

第五，跨党派的新政治

马来西亚的未来不应只由国民联盟说了算，就连首相也公开承认他们不是获得2018年大选民意支持的政府。慕尤丁必须带领整个内阁做出良好示范，停止操弄恶劣的政治文化，展现促进跨党派合作的魄力。

他应该召开国会会议，争取朝野议员的支持，共同抗疫。在这生死关头的危机时刻，领导力很重要。

马来西亚作为联邦制国家，有多个州政府，还有依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隶属州政府的地方政府。无论州政府由哪个政党执政，联邦政府都应该在分权的概念下，让各州政府在抗疫过程扮演更吃重的角色。

州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地方经济所需，量身订做符合在地状况的措施。地方政府知道自己县市内有多少间理发店，位于哪一条大街小巷，有能力做出最妥当的管治。并非所有决策都应该由联邦政府拍板，联邦政府只需提出合理与清楚的指南，尽可能把权力下放给州政府乃至地方政府。

我们需要各级政府都扛上抗疫重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举例来说，地方政府要确保沟渠没有阻塞，因为倘若骨痛热症案例此时爆发，只会雪上加霜，给医院造成负担。

政府应对疫情危机的进步空间

以上五个重点若能尽快得到妥善的安排与规划，全马人民必能从中受益。然而，我们也必须举出政府目前在抗疫方面的三大弱点。希望政府能接受和认真看待这些建议，做出必要的改进。

（一）太多部门各自为政

政府的左手，看似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理发店恢复与禁止营业朝令夕改，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政府的经济部门应配合卫生部门做出规划。我也一直敦促国家安全理事会，在疫情危机期间把卫生部列为半常任成员。

政府急需以“整体政府”方针行事。各部门的部长和秘书长，必须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最起码也在WhatsApp群组互相沟通。首相也应设立单一战情室全力投入抗疫。

（二）政府并非“无所不晓”

必须接受在这个年代，即便在和平时期，政府也不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尤其联邦政府，更有可能不接地气、与民众脱节。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需要社会各造全力参与抗疫。

政府之前试图禁止非政府组织派发食物与物资，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物资派发课题上玩弄政治，阻止希望联盟国会议员提交受惠者名单，则是另一个例子。

虽然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副部长王建民博士与希望联盟已经事先提醒，贸工部还是在缺乏明确的指南、资讯和准备下，开放让相关业者线上申请在行动限制令期间营业，导致贸工部官网因浏览量过大而瘫痪。联邦政府必须摒弃“政府无所不晓”的心态，让社会共同参与抗疫.。

（三）政府决策不够大胆

在一些需要强大政治意愿和大胆措施的领域，此时我们尚未看到政府有足够力度的行动。我国急需启动“战时生产”模式的工业政策，以提高医疗用品产能。但我们还没看到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负责劳工领域的决策者，还没提出保住人们就业的方案，也还没说明如何协助失业者。

政府是时候振作起来并采纳“整体社会”方针，领导所有国人同步 “共舞”迈向新常态。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4月15日发表的文章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透视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