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南发专栏】多数与少数的政治现实


透视大马

马来西亚也面对着多数利益对垒少数利益的挑战,不同的是马来社会并没有面对人口下降的危机感,反而是少数族裔在未来30年极可能成为绝对少数。(档案照:透视大马)

“种族大熔炉”的美国,白人人口从2018年开始就跌到60%以下,预计未来25年将继续下滑10%,届时以欧陆移民后代为主的白人社群只占美国人口的不到一半。

又好比英国伦敦,如今已是非白人占55%的国际大都,更有高达37%的市民是在英国以外出生。现任市长萨迪克·汗 (Sadiq Khan)就是第二代巴基斯坦移民,而他能够当选也和非白人选民的支持有直接关系;而英国保守党政府目前两个最关键的内阁职位 - 财政和内政大臣 - 分别由东非印度裔背景的帕特尔和苏纳克出任。因为与首相约翰逊的顾问不咬弦而辞职的前财政大臣贾维德则是旁遮普穆斯林后裔。 

然而,无论是伦敦市长或内阁大臣,这些少数族裔毕竟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在职场上所取得的成就固然可以归功于英国的政治,教育,社会和经济条件,但大部分少数族裔 - 尤其是孟加拉,巴基斯坦和非洲裔 - 仍然占了低收入人口的多数。

发生在英美的人口变化带来的直接冲击体现在社会结构上。由于各个产业高度依赖廉价劳力,加上少数族群因为经济需要,比较愿意接受弹性的工作条件,于是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似的情况,即普遍被看作是危险,困难和肮脏的工作都由移工/移民代劳。

这就产生所谓“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美国贾斯汀·格斯特(Justin Gest)的《新少数》(The New Minority)一书旨在分析白人工人阶级如何因为强烈的失去感(sense of loss)和不满非白人“抢走了我们原本的优势”,自己成了美国的“新少数”而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考夫曼教授(Eric Kaufmann)专研人口变化与政治的关系,近年的主张是英美社会不能忽视多元主义崛起对白人社群 - 特别是劳工阶级 - 经济地位的冲击,认为西方的政治若要重回正轨,避免社会极化,就须重视白人的利益。

他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并且在最近的大选北英格兰的工人阶级选民把票投给代表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的保守党,很大因素就是对“少数族群抢走饭碗,占据国家资源”的情绪发泄。但他同时需要正视的是白人社会仍然牢牢掌握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少数族裔确实有突破,但并不至于颠覆现有的体制。

马来西亚也面对着多数利益对垒少数利益的挑战,不同的是马来社会并没有面对人口下降的危机感,反而是少数族裔在未来30年极可能成为绝对少数。吊诡的是,因为从以前的巫统到现在的土团都不断炒作马来人弱势,过去20年更因为伊斯兰党加入竞争而导致政治语言日益宗教化,明明是在国家机关和政治权力方面占尽优势的马来人社会,对自身的“弱势”地位感受有增无减。在某个程度上就像白人依旧是英美国政治的主流,却有不负责任的政客煽动白人社会内部相对弱势的选民,激化族群关系。

例如爪夷字的风波,我们固然可以批评董总反对的策略或许无助于解决问题,但一味要求非马来人社会理解马来人的忧虑,只把矛头指向董总。

甚至荒谬地认为董总再下去会变成土权那样的极端组织,却不敢直斥从马哈迪以降的马来领袖不断发表极端言论 (例如国民型小学有碍国家团结),助长了土权党的气焰,也无视少数族群与马来人的政治与权力地位不对等现实,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纵使解决了少数族群的“威胁”,主流社群会发现自己的贫穷问题并没有消失。在这点上,马来西亚和英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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