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马哈迪在今年10月5日的《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推介礼上说，过去27年，土著与华裔及印裔与华裔​的经济差异，已经增加至3.5倍和4倍。这是以1989年至2016之间各种族的月收入中位数作为比较，土著与华裔的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497令吉到2016年的1736令吉，印裔与华裔​的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286令吉到2016年的1154令吉。

高收入阶层T20和低收入阶层B40的月收入中位数差距，也从1989年的2000令吉到2016年的1万令吉。城乡的月收入中位数差距也从1989年的419令吉增加到2016年的2389令吉。

针对马哈迪提出的数据，需要小心检视。首先是他的说法并没有考虑通膨，26年前的1令吉很大，现在的1令吉很小，从1989到2016，马来西亚的通膨率大概是115%，所以当年的100令吉，会是现在的215令吉。另外，1989年时土著与华裔家庭的收入分别是679令吉和1176令吉，比例是1.73，2016年时则分别是4846令吉和6582令吉，比例为1.35，因此从比例上来看，差距反而是下降的。最后，要考虑的是，土著的人口成长率高于华人，1989至2016间，土著占总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而华人一直在下降。若以整体来看，2002年时，华人占国家总收入的50%，土著为43％，但2014年时，土著已经占国家总收入的​53%，华人只占40％。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异还是存在的，（而且最底层1%还是土著最多，最高层1%还是华人最多），但是否是在＂扩大＂那就是见仁见智，就比例来说差距其实是拉近的，而马来人在国家总体经济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数据取的也是中位数，统计数据也显示华人的贫富差距最大，印度人次之，所以华人和印度人的中下阶层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另外要考虑到的是，各族群对收入的期望值并不同，月入5000令吉对马来人来说可能还不错，但对华人来说却是少的，这是因为缺乏国家体制保护，如教育政策上的歧视，让华人需要准备更多的钱送小孩去念书，而且华人相关的消费可能更资本主义化消费更高，如华人餐厅就比马来餐厅贵等。

这些当然都不在马哈迪的考量之内，虽然以他的聪明才智他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那为什么还要操弄这些数字，自然就是合理化他的土著议程，并且透过这个手段来维持他的政治地位。

马哈迪九十年如一日，没什么好讨论的，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今时今日，马来人还需要被保护吗？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似乎认为，马来西亚的所有问题，都是对马来人的保护造成的，只要取消这些保护政策，马来西亚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将问题有点过度简化，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完全取消保护政策，马来人社群并不会一夕就变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征善战的菁英，反而会更弱势被剥削得更严重，这是因为无论是伊斯兰教或是马来传统文化，在很多观念和本质上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斥。

马来人的＂懒惰＂标签其实开始于英殖民时代，而这个＂懒惰＂其实是来自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甚至现代性的对抗，（见《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Joel S. Kahn)，结果很讽剌的是，这个＂马来人懒惰＂标签的使用却被马哈迪和非土著社群所继承。

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对伊斯兰社群有强烈保护，这个概念几乎是一致的，像杜拜就是将与全球接轨的自由巿场和本土伊斯兰巿场完全分开，而且外国人极难取得公民权。华人和马来人的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关键是中国因素，华人明显比较容易和中国巿场接轨，和赚到该巿场的钱。

或许也有人会问，为什么保护政策不能就收入选择而是就种族选择，答案就选取保护对象的对象，后者系统所付出的成本远较前者为低，而且采取前者需要很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系统才能维持，而明显马来西亚社会还没有走到这个阶段，非土著和土著社群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想像。

现实是随着马来人口越来越多，占总体经济比例越来越高，会越来越难被保护，国家的财政赤字会越来越严重，经济稳定会越来越难维持，但在去年政党轮替之后，已经失去了理性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似乎也没有太多政治人物在关心。

所以不要太意外希盟很快就会重拾纳吉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得面对同样的经济难题），只是换个名字换个包装，消费税（GST）就是最好一例。

* 槟城人，医生，文字工作者，书店老板，出版社发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