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前夕，莫哈末阿里夫益兹万尼仍如常工作，需要出外兜售吉兰丹炸鸡及蒸饭。

但因车龄12年的宝腾Waja房车必须要送修，因此当日的准备工作较平常迟了一些时候，才正式开始。

阿里夫口操吉兰丹腔的国语，他在在匆忙炸鸡和冲泡紫色饮料的当儿，也不忘小声呢喃感叹说：“这样又花去了100令吉。”

这名31岁的年轻男子，目前在吉隆坡华友花园（Taman Wahyu）的Tiara Permai国中门口摆摊售卖炸鸡饭，然而这与他过去的生活相比，确实大大不同。

在前来首都吉隆坡之前，阿里夫曾经给在老家吉兰丹巴西布爹兜售付费电视Astro的配套，当时每月的薪水就有3000令吉，直到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他和其他30人裁退。

在2014年，阿里夫决定带着妻子及两名孩子离开老家，前来吉隆坡讨生活。

目前已经是4名孩子父亲的阿里夫告诉《透视大马》：“我在吉兰丹的时候有稳定收入，但这些都是还没有被裁退前的情况。吉兰丹的工作机会很少，所以要找另外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尽管吉隆坡作为首都有许多工作机会，但是对于只持有大马教育文凭（SPM）的阿里夫而言，适合他的工作也是寥寥无几。

在刚搬到吉隆坡的前三年，阿里夫和妻子曾尝试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在脸书售卖服饰及香水，然而这样只给他们带来每个月数百令吉的收入，却不足以维持这个家庭过活。

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存款后来都花光在租金和食物上，因此他们只好搬到岳父位于华友花园的人民组屋单位，与岳父一家一同生活。 

人民组屋的大小对于一家六口而言并不是最佳的住处，因为阿里夫一家6口需要和其他7名亲戚一起共享只有2间卧室的单位。但对他们而言，却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这样，阿里夫和岳父一家共13人居住在向吉隆坡市政厅租来，每月租金为125令吉的人民组屋。

阿里夫目前也尝试想要向市政厅组另外一个单位作为一家6口的栖身之地，但是从今年1月开始，能做的就只有默默等待。 

当脸书的生意宣告失败后，阿里夫就转向联邦直辖区伊斯兰理事会（MAIWP）求助，他也将取得的1500令吉援助金用来在学校门口开设档口，做起了非法小贩。

他用这笔钱购买了折叠式桌子、小帐篷、烹饪器材及炸鸡饭的其他原料，目前每包饭的售价为5令吉50仙。

“我有试过要取得小贩准证，但是市政厅说他们不发放准证给路边的摊贩。”

他说，在生意较好的月份里，他们每月收入介于900至1200令吉，但尽管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也只能让其家庭过活，每个月底依然难有储蓄，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我们每年只能回乡一次，也就是在开斋节期间，而且这也需要花费我们所存下的所有钱财。”

尽管已经是国庆日前夕，但是对于阿里夫和家人而言，并没有节庆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其中特别的就是进到城里去看烟花及灯饰，我们负担不起其他的东西了。在其他天内，我们都是留在峇都（地区）。”

峇都国会选区小区主席叶文圣（译音）坦言，类似阿里夫境遇的案件，其实在峇都地区还有很多。

“很多人都是来自外州，但是所赚取的钱不足够他们过生活。”

目前年届50的叶文生也是市议员，他说：“其实要帮助涉及长者的案件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不能工作，有些时候也无依无靠。但是对于好像阿里夫那样的家庭，我们会帮助他们开始做生意，或是向市政厅租到组屋。”

女性自强组织（Women of Will，WoW）也从今年开始，在峇都区为贫穷家庭提供烘焙计划。

叶文圣说，峇都共有6个小区，而每个小区共有3至6个组屋，每个组屋有三栋18层楼的建筑，每一层大约有24个单位，居民就会达到上千人。

叶文圣曾担任产业管理顾问，他认为是冼都地区的发展过盛，迫使来自B40社群的贫穷家庭只能够迁入公共房屋。

“一些家庭可能每个月可以赚取2000令吉，但是一些人却有所不足，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不到1000令吉。”

近来，大马因为被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专员菲利安申指责在贫穷人口方面计算方式不妥当，而让赤贫人口数据再度备受关注。

菲利安申当时提出，大马较为合理的贫穷率应该是介于16至18%，而不是大马所公布的0.4%。

同样的，马大政治学教授马丁拉瓦里昂就认为，大马作为中高收入国家，将贫穷线收入定在每月980令吉并不合理。

根据马丁拉瓦里昂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文章，大马现有的贫穷线定于每日8令吉的收入，或是2美元，这个水平若是在1970年仍算合理。

“如果我们看看和大马平均收入相似的国家，就会预测大马的贫穷线应该是每日收入12美元，大概比现有的水平高了3倍之多。”

“这个水平的话，就会认可大马的贫穷率应该是20%，而不是0.4%。”

生活负担依然沉重

大马残奥双铜牌得主（1998年首尔残奥；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马立雅班柏璐马就认为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份子，因为他仍然享有政府发放的运动员退休金。

从三岁开始就因为罹患脊髓灰质炎而出现行走不便的马立雅班说：“如果不是靠着退休金，我们可能就需要依赖社会福利过活。”

目前居住在峇都双卧组屋的马立雅班说：“每次我代表国家出征举重后归来，我就会失去原有的工作。”

“我的前东家都说，每次我代表国家出征，都会离开工作岗位太长时间。”

尽管嘴巴上如此说，然而马立雅班对于代表国家出征一事，却没有丝毫的怨恨和后悔。

马立雅班在运动员生涯中，共赢得80面奖牌，目前每月从福利局获得400令吉的援助金，而其妻子詹德丽佳也因为同样患病，同样享有每月的援助。

通过善用担任运动员的积蓄和福利金，马立雅班和詹德丽佳两人一同将2名女儿及1名儿子抚养成人。

“我的大女儿目前是半工读，正在修读会计系，我的儿子则是在学习电子布线，而最小的则是还在读初中二年级。”

然而对于目前已经年届61岁的前举重运动员而言，他认为自己的生活还算是幸运。

谈话乐观的马立雅班说：“生活困苦，但是还属于可以控制范围。我们盼望青体部能够协助我们取得有地的公共房屋，因为我们（夫妻）两人都需要使用轮椅。但是二楼也不是那么糟糕。”

他们需要的是帮助

对于阿里夫而言，如果政府组屋的申请获得批准，那代表生活还是有希望。

他站在摊子前指着对面的房子说：“我们就不用挤在一个租屋里，之后的事情谁知道呢？可能我未来可以在那里开一家店。”

“我需要的只是执法单位的怜悯（因为他们会突袭我的摊位），及一个小小的帮助（取得组屋），好让我可以向前迈进。”

匆忙赶往午间祈祷的阿里夫临走前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只是期盼，然后从远方遥望那些亮光”。

在他离开后，这一个目前维持家计的家族生意，就暂时由9岁的儿子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