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年轮每次有“九”会分外敏感吗？《周易》有提到“逢九”年，是带有多事之秋触动人生与社稷遽变的忌讳；但忌讳这事因人而异，有增无减，在网络科技时代，可能要深入商榷。

《周易》通称“易经”，相传是周人所著的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它借阴阳二元论基础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学者认为周易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的论述，都非常精准，常被后人引用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试做准确的预测。因此，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华夏5千年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无独有偶，今年是2019年，刚好也是1969年我国发生513流血事件的第50周年、1989年中国天安门六四学运大屠杀事件的第30周年。

诚然，1969及1989分别对大马及中国的政经变更、社会改革及往后的治国理念，引发深邃的影响。但这两大事件虽受岁月洗礼，但历史真相不见得已经还原。

比如说，政府对513事件选择保持哑然，社会也普遍回避不谈，这可又是历史忌讳的另一面效应吗？因为岁月与时空的轮替，当年被捆绑于事件现场的目击者，现在可能已华发丛生，有些可能也已撒手人寰，留下的后裔更与历史片段完全失联。

可喜的是，我们虽因现实政治运作的剧情需求，暂时不能还原历史真相，但却能巡弋后世的历代演变，逐点点道513及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史迹遗产，温故知新，警惕未来。

513事件有一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依据官方数据，华人死伤是比马来人惨重。

这个数据的权威资料来源，是1969年10月出版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报告》。事实上，这本官方报告，并没隐藏华裔死伤比马来人严重的事实，白纸黑字列明死亡人数196，受伤人数439，而这196死亡人士中，华裔死者143名、巫裔25名、其他28人。

同样的，439受伤人数中，华裔2701、巫裔127、其他42人。

同样依据国家行动理事会官方报告，共有52名死者的致命伤是子弹造成（华裔35人、巫裔10人、其他7人）、182人被军火致伤（华裔125人、巫裔37人、其他18人）、259人被其他武器智商（华裔145人、巫裔90人、其他24人）、9143人被逮捕（大多是因触犯戒严条规，绝多数是华裔）、5561人被提控（大多是因触犯戒严条规，绝多数是华裔）、45名被控谋杀（多数为巫裔）。

从然，513事件之后，外国使节估计的死亡人数是将近800人，但这恐怕可要等待历史资料解密之后，才能对证。

追溯513种族暴乱的肇因和后果，相关历史书籍并不多，除了官方报告书，多数是外国媒体人及学者的论述。有些书籍道及马共在幕后煽动民心，也有反对党胜利游行具带偏激种族主义，点燃种族烽火。

今年513纪念日，网媒《当今大马》曾刊载详细的图文专页，至少能替补史迹残缺的部分真空，但离还原真相仍算遥远。

513事件的重要转捩点，是当朝政府的权力转移，原任首相权力下放，由时任副首相阿都拉萨（前首相纳吉先父）接手领导。1969年6月24日，国会被暂时冻结，过渡政府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专制治国，直到1971年才重新恢复国会制度，由阿都拉萨正式出任首相。某些学者认为，有人通过这场种族暴乱来发动政变。

阿都拉萨的政策理念，是唯有通过重组社会、公平分配国家财富才能促使国民团结。当时政府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土著（马来人及原住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仅持有2.4%的企业股权，其他都是由外国人及非马来人所操纵。

继而，阿都拉萨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1971-1990)，鼓吹扶弱政策，提升土著的持股比例，但20年期限过后，国阵政府仍以新经济政策指标未达，多次续以不同名堂推行扶弱计划，对往后的国家政策带来艰巨影响，直到今天。

513种族暴乱事件至今已50年，但朝野政治人物至今仍旧利用这个议题，挑起白色恐怖来圆遂各自的政治议程。如今国阵下台，国家跨入“新马来西亚”门槛，我们应该从历史汲取教训，珍惜种族和谐，并且认识到分裂政治的危险，不被政治奸人所趁。

若以马来西亚513暴乱的前车之鉴来看待天安门六四学运大屠杀事件，事过境迁30年，在李鹏挥派坦克车践踏拉扯7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学生民主运动的阴影下，中国竟也完成邓小平使命，圆满经济更新目标，卸下共产党外衣，通过习近平带路战略以大资本笼括国际海陆物流命脉，最终掀起美中贸易战，所引爆的津波效应，是比威力海啸更深长悠远。

天安门广场的学运画面，当年我在CNN直播看得很清楚。当时CNN北京主播是勒贝佳麦京能(Rebecca MacKinnon)，2004年她引导我前往哈佛法律学院演讲，后来在国际论坛又和她数次见面，都有机会重温六四学运对我们评断国际变迁所留下的思潮烙印。

天安门的枪声与坦克，除了带走无数鲜活的生命，也让世人对中共民主与法治改革的希望幻灭。

今年六四30周年前夕，我在《纽约时报》读到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流亡者专文，他说：“30年前，我为学运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何尝不是一样？”

六四学运，王丹是中共列为首号的追缉犯，他不像柴玲、吾尔开希那么好运，能借香港“黄雀行动”义士设立的逃亡管道，安全流亡海外。1989年7月，王丹被捕定罪3年7个月牢狱，后来在中国争办奥运会为清洗践踏人权纪录氛围下，获得释放。

两年后（1995），王丹复又被逮捕，罪名是签署吁请政府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道歉的请愿运动，公开支持中国政治犯，被定罪11年徒刑。后来，才于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官访中国前夕的宽赦行动中，获得假释，继后流亡转往美国深造，但从此不能再重踏国土家门。

2012年，王丹在台湾接受访问，表示第一次徒刑是为了尽国，要把民主意识带入中国，取代一党专制的无情专横；第二次徒刑是为了尽孝，后来决定赴笈美国也是为了不要连累家人被清算，只得远离家园。

今年，王丹再次缅怀30年前的学运，除了因部分战友遇难丧命而自己也难逃欠疚负担，他也坦承当年对民主意识太过天真。他认为，当时他们没有民主斗争的经验，更没有雄壮的后撑。

此外，他也调侃西方国家的天真，以为解除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借贸易投资关系就能诱发中国走向民主。结果，除了养肥中共领袖的裤袋，中国异议人士的人权续被践踏。文化大革命时代，被清算的异议分子须在无产阶级审讯中在民众面前接受批判，现时网络时代也要受逼在电视面前公开“认罪”。此外，中国也多海外学生的动静，进行监视和审查。他希望这场美中贸易战，能促使中共思维的转变

阿里巴巴集团属下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也在六四30周年社论中，论定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厘清六四学运背后所展现的爱国情粹，坚持当年以军事行动对付手无寸铁的大学生，造成逾千人丧命的决策是合理行为，至今仍无对阵亡者的父母家属交代，显示中国领袖仍未从历史的黑暗面中浴火重生。

1997年，已故赵紫阳总理上书中共最高领导，谏言“无论如何拖延多久，人民永不会忘记这件事，最好是在国家稳定和人民理性时，通过党内部，自发去解决这个课题。”

但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对六四军事镇压行动坚持合理化的言论，最新阐释是来自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发言地点是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国防论坛。魏凤和重申，六四事件不仅是一场政治峰火，更是政治动乱，而中国采取果断的军事镇压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过分痴迷于打造强权之下的社会稳定，不敢面对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恐会引发“越维稳越不稳”的反效果，也使中国领袖难以自拔，再次错失重捡和平的良机。

对此，英国BBC引述中国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门执笔人之一、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的看法：“1989年中国以暴力来决定最终的政治走向，所有宪法中规定的系统，所谓的共和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被架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513及六四事件，不啻是华裔血缘的浩劫，但血腥画面已逐渐淡薄。2019年又是逢九年，希望政治悲剧永离世间。

*本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透视大马》立场。
 

* 黄泉安是网络科技人，1997年开拓社区网络系统，2003年开始拓荒部落格平台，曾受邀赴美国、英国、荷兰、突尼西亚、印尼等地演讲，推广网络自由媒体。2008-2018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近年专研中南半岛边城经济与国防科技。 前世纪80年代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文学士），90年代毕业于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国际管理企管硕士），现与友人经营网络保安及大数据事业，业务分布东盟中南半岛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