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传统纸媒面对严峻挑战已属不争事实，频频亏损的报业集团正与时间赛跑，赶在被淘汰前搭上转型的列车，但前方是否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以往依仗人力的报业，除了要应付“科技取代人力”的考验外，另一个难题，在于赖以为生的广告收益，在网媒有社交媒体大行其道下，不断锐减饱受冲击。

随着阅听人的年龄层此消彼长，习惯阅读实体报纸的年长一辈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自小生活在虚拟网络的新生代，后者对阅读方式与习惯的转变，左右着企业和商家投放广告的平台。

商家舍纸媒而青睐网络，正是目前造成报业集团收益减少，甚至亏损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旗下拥有4家中文报的“世华媒体集团”，还是星报媒体集团（Star Media Group Bhd），又或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皆亦然。

各语文媒体集团皆亏损

据报道，“世华媒体集团”于2018财年净亏4437万令吉，营业额则从11亿7000万令吉，下跌6%至11亿令吉，这相信与旗下“星洲媒体”的商誉减值拨备攸关。

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面临的亏损，更比中文媒体多出逾一倍，2018财政年净亏1亿8662万令吉，是自2012财年连亏7年以来，最大的年度亏损。

不过，也有媒体因出版及数码业务的撙节措施奏效，而止损回弹，星报媒体集团去年度的税前盈利，即上扬26.7%至2887万令吉。雇员自愿离职计划（VSS）的顺利执行，亦是助力之一。

无论如何，各家媒体都将亏损归因于“出版、发行和广告贡献缩减”和“广告情绪疲弱”等殊途同归的理由。

它们所采取的亡羊补牢之举，不外乎重塑产品和内容、重整组织架构、推出自愿离职或提早退休计划等，以节省开销为主的措施。

节流之余亦需开源

然而，看在媒体学者眼中，一味的节流措施，始终非长远之计，尝试“开源”多寻出路，才能闯出新天地。

在拉曼大学学院“传播与创意产业”学院担任资深讲师的庄迪澎接受《透视大马》专访时，剖析媒体集团亏损的现象。

“上市的媒体企业的压力，不只是业绩盈亏而已，还得考虑股价。业绩不好，财务报表持续显示亏损的话，会影响股价持续下挫，进而导致股东的财富大为缩水。”

“所以，在业绩出现亏损后，转亏为盈，或至少降低亏损额，是这些媒体企业的当务之急，而缩减经营成本是必不可少的动作，其中像是自愿离职计划，是其中一个可以较快看到成本降低的手段。”

他认为，“节流”并非长远之计，“开源”才更有望转亏为盈，但以目前媒体业的环境而言，这是“知易行难”。

事实上，本地媒体集团都未坐以待毙，能开创的出路都已尝试了，庄迪澎举例，这就包括“影视点播服务”和“网络购物”等非新闻领域的业务。

“可是，上述新业务的获利能力，和以往传统广告相比，还是差很多。这是媒体业共同的困境，未来怎么做才能成功？恐怕没有一家媒体和企管专家敢打包票。”

“内容为王”时代的素质与专业

著名传媒集团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总裁雷石东提出“内容为王”理念时阐述：“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内容就是一切！“不过，在新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理念或许也需要重新定义。

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总秘书陈城周在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说，则“找回素质，重拾专业”，优质化新闻作业的角度，来谈传统报业该如何将转型危机化为转机。

“除了节省开销，还有扩张业务外，要重振报份销量，还需找回我们的定位。论速度我们固然难及网媒，但报章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更深入、广泛而引人反思的报道。”

他进一步阐述，加强内容、提升公信力，以及杜绝假新闻，才能让读者对纸媒重拾信心。

“至于销量方面，希望这些改善之举，能起码稳住跌幅，就已算不错了。”

陈城周说，读者对报章作为“社会公器”的期许，着眼在能够揭发重大弊端的深度调查报道上，然而这类报道相对日常新闻，需要更多时间与资源的投入。

“报馆方面是否愿意投入相应的资源，在比较耗时的深入调查报道呢？有些重大题材，需要时间去追踪、查证和收集资料，有时甚至可长达1个月，但换来的成果也相对丰硕，能够揭发影响国家的弊端。”

他坦言，一些中文报章原本设有追踪这类报道的“专题新闻组”，惟随着人才的流失而相继解散，是件非常可惜的事。

虽然如此，深入报道的重任，还是需要有记者扛起，陈城周希望，报馆方面能在工作上进行调整，安排让每个记者都有机会尝试这项任务，也借此提升他们的能力与素质。

媒体集团的意愿

惟庄迪澎却质问，从过去到现在，大马媒体是否曾认真追求过优质报道？放眼当下面对的业务寒冬，恐怕在这方面投入资源的意愿更小，反倒对能带来即时回酬的“吸睛新闻”意愿更大。

“即便在最赚钱的时候，恐怕都没有。因为读者普遍上要求不高，对60分的作品就很满意了。既然能凭着60分的作品赚钱，媒体集团就不会投入‘不必要’的资源，去做70分甚至80分的作品。”

“投入额外的资源，肯定会提高成本，却未必提高收益。如今媒体业陷入所谓的‘寒冬’，更不会想要投入资源去做优质报道，只会对容易消化、容易吸睛、容易推高点击率的内容趋之若鹜。”

他直指问题的核心：“大马媒体的劳动条件要改善，就需正视薪金与福利问题！这两者的不足已限制了进步的空间。是否愿意投注资源在深度报道，考验媒体集团的格局观，包括他们是否仅把媒体当成一盘生意而已。”

“假设管制媒体的恶法都松绑了（虽然这不大可能），媒体在高度商业化的环境里可能会陷入另一个问题，即专业水平的降低，新闻变得低俗。因此，我们需要培训更多专业的记者。”

要马儿好就要多添草

谈到新闻从业员的薪资福利，在中文报担任资深记者的陈城周有感而发，遗憾“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维，仍存在于报业领导层。

“如今的记者要兼顾拍照与录影，有者甚至还需充当网络新闻主播，连摄影也要负责剪接，新闻从业员的工作多样化了，但待遇却未相应提升。想鼓励员工做得更多更好，给予相对回报才能见效。”

他感慨，媒体集团在面临亏损时，第一个开刀的对象总是底层员工，却从未想过，裁退一位坐拥高薪厚禄的主管，就能保住好几位员工，维持生产人力。

“其实，一些主管的工作常见重叠，例如一篇稿件，为何需要到几名主管审核呢？”

陈城周反讽地说：“媒体业者选择向员工下手，因为他们的人数较多，能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忽略了，裁掉的几位记者，他们的薪资都可能比不上一位主管。”

媒体集团奉行的“人力最小化”模式，庄迪澎并不觉得陌生，因为它在大马已属“进行式”，如今的记者都得“多工作业”（multitasking），就是“人力最小化”的做法，让一个人去做以往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尽管“机器取代人类”的作业方式，已出现在国外媒体界，进入大马亦是迟早之事。但他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尤其是记者在收集与筛选材料、选定角度及脉络等，所进行的人脑思维运作。

据陈城周所了解，类似的“智能机器”，对于编辑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不仅可依照新闻重点，为报道设定标题，甚至还能够自动排版。

“反观，记者的写法、文笔等对新闻的呈现方式，是人工智能或机器取代不了的。智能化时代，或许会让媒体业的人手进一步减少，但记者还是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