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认为，50年前造成逾百人伤亡的513事件，仍被大马政治人物操弄，以达到隐议程。

马来亚大学研究员傅向红指出，513事件已变成右翼政治人物的种族暴动象征，以人们对此事件的恐惧和记忆，在过去多届选举中威胁国人支持某政党。

她说，513事件的象征随着2008年雪州及槟州政府易权失去功能。

“然而，513事件的梦魇并不意味这种族政治的结束，很多种族主义右翼份子仍然在玩着种族课题。”

“事实上，很多种族主义右翼份子仍一直在破坏第14届大选后的改革，声称有关改革会危及有些种族的地位。”

另外，理科大学政治学家阿兹米尔认为，尽管513事件仍为一些政治人物及支持者用于恐吓人民，但公开直接提及此事却为数不多。

惟，他指出，这起事件的隐信息依然一样，即：华人“需要知道他们的位置，不逾矩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以能够继续在马来西亚和睦共处。否则，将会引发类似513事件的流血事件。”

与阿兹米尔持相同意见的独立历史学家阿里芬奥玛指出，513事件仍被玩弄种族课题的新巫统政治人物沿用，因为他们相信透过此种族暴动威胁非马来人，可以让他们屈服。

他说，第14届大选显示513事件并未对大部分选民，包括马来人及非马来人带来任何影响。

“对非马来人来说，他们了解马来人已处于主流和他们怎么投票，除非有马来选民对反对党动摇，否则非马来人选票的意义不大。至于马来人，他们不会受到太多的513事件影响。”

“与此同吃，中产马来人不会希望有另一场种族暴动，因这将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同样的，来自拉曼大学创意产业学院的Christopher Chong认为，513事件的直接影响已不合时宜，但一些恐惧如马来人将失去政权，导致暴动的政治话语仍然存在。

“注意，举例来说，巫统及伊斯兰党政治人物在最近的示威活动中，玩弄“马来穆斯林社群受到威胁”的言论。”

另一方面，马来亚大学国际战略学邱颖慧（Khoo Ying Hooi）认同政治人物，经常以513事件是大马多元社会的警钟，但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为了博取政治利益的不良意图。

她认为，右翼政治不仅显现于签署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及罗马规约的U转，也显现在强烈的种族及宗教分歧的言论。

另一方面，诺丁汉大学大马分校教授扎哈隆认为，513事件目前已难以使用或很少使用，在第14届大选后少于使用513事件，是基于其隐议程。

“但，更隐晦的说，所有种族（马来人）及宗教（伊斯兰）被威胁的想象可以追溯到513事件后的种族论述，特别是马来西亚的问题及被剥削及压迫的马来人需要被保护。”

“那是50年前的事，很多人或许不记得，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出生。”

“是的，一些愚蠢的媒体影像，像那愚蠢的电影‘Tanda Putra’，被设计为煽动敏感课题，但收效甚微。”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活安的观察认为，513事件并未公开玩弄。

惟，他认同傅向红的观点，说：“现今社会有太多的资讯及假消息在社交网络上流传，人民不能理所当然的相信513事件的梦魇已被消除。”

“这个恐惧，或许会有新的出现。”

“513事件曾用于激起种族敏感情绪；而近年来，行动党则被妖魔化为对马来人的‘威胁’。”

“这当中只有一个分别，就是513事件早前是用于针对非马来人，现在的种族诱饵主要发生在马来人群体中。”

傅向红认为，新通讯科技的兴起造成事件越趋恶劣，主要因为“右翼份子”有很多散播偏颇消息的媒体平台，而这不一定与513事件有关。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没有守门的信息传播平台，为各种演讲和表演开辟了空间，包括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

“抵制右翼政治影响的最恰当方式是通过公民参与和反种族主义的公共话语。”

扎哈隆认同傅向红的说法，指：“因为数字化，我们如今有不同的24小时新闻平台，而我们能够把这些新闻加到社交媒体，导致恶劣，仇恨，未经证实（错误）的信息传播得更加容易，几乎无法控制。”

李活安感到遗憾的是，大马社会似乎无法进行“坦诚，温和，建设性的对话，以趋向更自在的假设及想法。”

他指出，这尽是极端主义和危言耸听的言论，如经济被中国人“统治”，马来人被围困，很容易被除去。

“更阴险的是，一些其他言论虽然没有煽动性，甚至只是部分真实，却因为一个人而产生一面倒的局面，贬低对方的灌顶，使致双方永久分化。”

“我们一直听闻，马来人保留政治优势且掌控公务员及关联公司的权力，而社区是准备消除种族优先政策，或非马来人拥有更好的私人高等教育，所以他们不应该抱怨国立高等教育的不平等。”

“这些言论在一些圈子得到认同，但并未促成新的妥协及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