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第14届大选实现改朝换代，而支持改朝换代的选民多期待政策性的改变，尤其是摆脱种族性政策，走入一个多元与包容性的社会，尤其是在政治上可以摆脱种族政治。

作为因为被标签为种族政治政党的马华公会也在这样的反对浪潮下，陷入只夺下1个国会议席，和2个州议席的的窘境，成为马华创立史上代表性最微弱的时期。

身为在国阵败选后才被委任进入上议院的上议员，郑联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政治论述与前朝政府完全不同的执政团队，反而时隔数个月，他认为大马国会的政治又重新回到了马来人的困境中。

在2018年8月受委为上议员的郑联科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说，希盟执政后理应是迈向“新马来西亚”，而执政党内是以两个多元种族政党的议席最多，这是个机会脱离种族议题。

“因为我们已经消灭了种族性的精神，这个地步应该开放政策和政治。行动党和公正党就是因为这样才拿到支持多元种族精神的选民的票。”

他承认，马华就是败在一个追求多元种族精神的环境，但是很遗憾的是执政后的希盟仍然害怕土著社群的不满情绪。

“独中统考（UEC）、反任何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甚至是地方政府选举，都以种族课题来作为决策的原因。”

郑联科感叹，尽管人民给予两个多元种族政党各超过40个议席的委托，大马还是失去了一个迈向非种族议程方向的机会。

他也承认，马华过去没有拿到这么大的委托，因为马华所竞选的国州议席还是有许多是马来选民居多，因此没有这方面的政治委托。

“希盟执政后，最大的政党是多元种族政党，理应是开放政策。”

“公正党和行动党都是谈超越种族的政策，但是他们（希盟）的部长和代表，还是理所当然地强调种族的议程，尤其是土著议程。”

他也嘲讽政敌，是拿着40多个议席，去朝拜一个只有十数个议席的小党。

他说，我国在新经济政策于1999年到期后，虽然在执政的操作上仍然保留其影子，但是从体制上和政策上已经逐渐脱离种族化，包括许多新政策都是针对全民，没有固打制的影子在其中。

“后来我们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不再强调种族了。”

他认为，在新政府体制下，大马回归了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精神。

“就像在上议院时，也是以土著经济大会时作为一些政策的理由，而不是人民的委托，好像那才是他们的权威。”

郑联科认为，希盟领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转机，尤其是我国在过去十数年逐渐摆脱固打制，但是现在却又回归马哈迪首次执政时提出的困境。

他认为，我国并没有因为大选成绩而放松了种族政治主意，解除种族紧张关系，反而是走回了土著精神的路线。

他更讥讽公正党和行动党领袖因为在大选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巫裔选民支持而低头，希望可以争取的马来票。

他也呼吁这些来自多元种族政党的部长、行政议员、国州议员等要通过政府的网络，代表华社和非土著社群发声。

郑联科强调，其实非土著的文化、民主等权利其实都是在宪法列明，受到尊重，因为希盟内的非土著国州议员无需羞于捍卫非土著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