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劳抢滩当“老板”——揭本地人力市场的断层现象


杨昌奕

外劳成为老板的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攸关本地人力市场,在劳力阶层上出现断层问题。(图:透视大马)

大马是一个大量依靠外来劳力的发展中国家,合法及非法外籍劳工的数量达百万之谱,然而,这群外劳大军,有多少甘愿一辈子沦为出卖劳力的廉价劳工?

近年来,外劳抢滩本地市场,已非新鲜事,其中有不少都是在为本地雇主工作一段时间后,吸取相关的从商经验,并筹足开业资本后,宁愿洗手不干劳力,自己当起了老板。

在我国各州,尤其是城市地区,外劳“转正”成为老板的情况,从一般菜市场的档口、街边小摊,甚至到商场内的店铺单位都屡见不鲜。

撇开更好的谋生出路不说,外劳成为老板的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攸关本地人力市场,在劳力阶层上出现断层问题。

对本地年轻一代而言,在菜市场摆摊或在商场内看店,无异于“3D”工作,即危险(Dangerous)、困难(Difficult)及肮脏(Dirty),以致于许多本地档主,都面对缺乏新生代接手的问题,被迫在年迈后,将摊档转让外劳经营。

不过,执法当局却往往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结构,将外劳抢滩视为“取缔不足”所致,认为加强执法即能解决问题。

外劳“转正”成为老板的情况,从一般菜市场的档口、街边小摊,甚至到商场内的店铺单位都屡见不鲜。(图:透视大马)

移民局总监慕斯达法于今年3月曾表明,该局将展开更多取缔行动,对付违法开店做生意的外劳,并吁请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商业执照。

而吉隆坡市政局,亦于今年2月推出商业执照新指南,除了规定商家需为现有员工登记外,也指示外劳员工的人数,不能超过工人总数的50%。

但是,严苛的法规和条例,真的能解决人力问题?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来自吉隆坡秋杰路菜市场的两名本地华裔蔬果档主,就一致认为,即使执法单位赶跑了外劳摊档,但始终解决不了本地人抗拒从事摊贩的事实。

49岁的菜贩张光辉,向《透视大马》揭露,单在秋杰路菜市场约100多个摊档中,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本地档主,陆续将他们的档口,转租给外劳做生意,贩卖蔬菜水果等。

“本地的档主在年迈后,往往面对后继无人的问题,他们的子女都不想做这些辛苦工作(摊贩)。为了养老,不少档主唯有将档口租给外劳经营,每个月还可收取租金。”

本身也面对上述窘境的他坦言,若非转租档口给外劳将违反地方政府的条例,他也会考虑这么做,因为要上了年纪的人,继续每天起早摸黑从事极耗体力的工作,是一件吃不消的事。

香蕉小贩陈先生认为,执法单位不断取缔外劳摊档,其实治标不治本,问题在于有多少本地青年,愿意从事摊贩工作。(图:透视大马)

从事菜贩逾10年的张光辉指出,尽管市政局和移民局每个月都会来取缔违法外劳,但“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外劳躲避一段时间后又会回来开档。“最多不过是让执法人员充公货物而已。”

另一位售卖香蕉的档主陈先生(33岁),也同意同行的说法,觉得加强取缔外劳,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他反问记者:“若是要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干我们这行,你会想要吗?”

他揭露,当地菜市场也有些本地档主,是将摊档放手给外劳伙计打理,从运货、摆卖、收钱等,都是外劳一手包办。不过,他表明自己不会这样做,除了因为违法外,他也担忧外劳员工“手脚不净”,偷取每日辛苦赚来的营利。

无论如何,两名华裔摊贩都不觉得外劳抢滩,会对本地档主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大家各有各的市场及顾客群。

张光辉说:“我们本地人有自己的顾客群,他们(外劳摊档)也有自己的市场,卖的蔬菜种类都不一样。外劳工人更喜欢到他们同乡的档口光顾,因为那里才有他们想吃的蔬菜种类。”

陈先生则补充,在价格与品质等性价比方面,其实外劳摊档与本地档不相伯仲。“价差最多也不过是贵或便宜那数十仙而已。”

在秋杰路菜市场,自行开档的外劳,以孟加拉穆斯林最多。(图:透视大马)

启用迄今近10年的秋杰路菜市场,当地的摊贩有不少是华裔,顾客群方面以巫裔为主,其次是外劳群体。自行开档的外劳,则以孟加拉穆斯林最多,而他们对记者的提问,也显得拘谨。

来自孟加拉的阿末(化名)强调自己只是工人,帮助本地老板打理档口而已,最近的生意也不太好,因为执法当局经常来取缔,让他感到困扰。

“我在这边卖菜有7年了,卖的都是同乡们爱吃的蔬菜瓜果”,他边说边拿起一颗看似水果,实则是某种瓜类的植物。

当记者打算继续追问下去时,原本向阿末买菜后,已举步离开的数名同乡,见有陌生人不断询问,便折返“关切”,还劝请记者勿再“骚扰”阿末营业。

转往距离秋杰路约5公里外的冼都“迷你城市转型中心”(Mini UTC),这座2013年启用迄今,集菜市场、美食中心与政府部门办事处于一身的建筑,除了停车位严缺外,也面对外劳抢滩的困扰。

在底层从事蔬菜生意的梁先生向《透视大马》透露,当地20多个摊档中,有数个目前已被外劳员工“喧宾夺主”,成为老板自己售卖蔬菜,这要归咎于本地档主急功好利的心态。

“一些本地老板,将市场内的档口,租给外劳或放手让外籍员工经营,自己则跑到外边继续摆档,用这样的方法来扩大生意额。据了解,租给外劳的费用,大概是每天20令吉至30令吉。”

他笑说,因为违反地方政府条例,所以常可见到执法单位来取缔时,外劳“老板”跑到外头,叫本地“老板”回来“看档”的有趣画面,企图鱼目混珠躲避取缔。

梁先生指出,据他向同行友人了解,在士拉央的吉隆坡批发公市,“外劳当家”的情况更是普遍。“这些外劳档主,比本地人还霸气,向农民进货时,甚至是拿出一把的现钞来付款。”

在同一层经营小杂货店的巫裔女东主爱莎(60岁),则为记者细数“迷你城市转型中心”内的外劳人数,据她所知共有30多人。

“他们(外劳)散布在底层的菜市场和1楼的美食中心,常可看到‘老板不在,外劳看档’的现象。甚至有些食档交由外劳煮食,令人质疑他们的卫生情况。”

“城市转型中心”是前朝国阵政府的一项发展计划,于2012年9月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中心。原意是提供民众“一站式”的购物与办理公务便利,设有移民局、国民登记局、陆路交通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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